保研大战将至 八成院士学术成长道路未必从一而终

　　保研大战将至，“保内”或“保外”是个难题

　　八成院士学术成长道路未必从一而终

　　每年9月是一年一度的“保研季”，与“保研”紧密相关的夏令营，则提早在7月的暑期刚刚到来之际，就已经在全国高校遍地开花。为此，许多大三学生早早地做起了准备，从拟定研究方向到准备材料，从了解导师情况到网络上与未来可能的导师“套磁”，有的学生从当年3月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筹谋。

　　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于学生们的心中：获得了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后，究竟应该“保内”还是“保外”呢？是留在本科母校，伴随着熟悉的院系、跟随着熟悉的老师，在本科扎实的基础上“一脉相承”式地继续钻研深入？还是选择前往另一所学府，在全新的学术氛围和环境中，从不一样的视角迸发出学术活力？  

　　选择，对人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学生有抱负在未来成长为顶尖创新人才，那么从长期发展来看，在“保研”的关键节点，究竟应该作出何种选择？

　　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群体的代表——院士的成长经历无疑有很强的代表性。笔者对全部院士——共2495人(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在中国接受了本科教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笔者注)进行了梳理，去除被重复计算的院士、本科毕业于1949年之前的院士、没有研究生学历的院士，获得有效样本1068人。笔者对1068名院士的成长历程进行分析，试图探究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成长路径。

　　八成院士经历过跨院校的学习

　　笔者把本科、硕士、博士三个教育阶段，院士在不同高校学习的经历称为具备学缘异质性。用更通俗的语言来理解，就是不同教育阶段在不同学校就读，院士在学术成长道路上不是从一而终。

　　在对院士教育经历划分后，笔者经过统计后发现：仅有204名院士在同一所学校接受了从本科到硕士甚至博士阶段的完整的学历教育，占全部有效样本近两成；而八成人，也就是864名院士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至少经历了一次环境的转变，更有很多人经历了两次转变。

　　除院士履历相关数据，多名院士对早年求学生涯的回忆也印证了不同阶段不同学校的求学经历与创新间的密切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翟中和晚年回忆自己在苏联的求学生涯，当时苏联遗传学分为对立两派，他所求学的教研室主任和他的导师分属于不同派别，他分别从两派中汲取了养分。翟院士坦言，“这对我后来的学习非常有帮助，我很支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先后在四川化工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和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核化工专业(核燃料处理工艺专业)学习，1960年5月获得副博士学位，最后才转往其有所成就的研究领域。

　　也有不少院士认为，成就自己的关键在于就读于不同学校期间跟随过多位不同的优秀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敬魁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不同的求学和工作初期，知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我以后在学科交叉领域从事研究工作，顺利完成科学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洪钟也认为，他在学习和科学研究道路上先后在太原工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遇到杨贵林、郭慕孙和格雷斯(J.R.Grace)3位优秀科学家导师，使得自己的研究视野始终处于科学前沿。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在吉林工学院、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东京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博士生导师藤岛昭先生使其受益匪浅，成了他研究的转折点；博士后流动站的导师井口洋夫先生又一次刷新了他对科学的理解。

　　上述实证数据表明，作为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群体，大部分院士经历了跨院校的学习，具备从多个院校获得的广阔学术视野和研究经验。院士回忆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学术流动与学术成就间的关联。

　　学术流动越频繁 学术生产力越高

　　另一项研究以我国229名青年长江学者为研究对象，也发现多数学者在本、硕、博教育阶段学术流动频繁，教育阶段就读于3所院校的学者进入学术职业发展期开展独立科研的时间最短；不同校际间的流动、留学经历通过多样性的教育模式、学习氛围，利于学者在成长阶段汲取新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