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了中国经济6条建议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23日至25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出席论坛的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经济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和建议。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供图

　　中国可用更多税收政策调节社会公平

　　在谈到应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可以用更多税收政策调整社会公平问题。比如环境税、土地税、资本获得税等。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社会不平等是有多个层面和维度的，经济学上有很多针对性的工具，中国应该有更加宏观的视角解决不平等的收入差距。

　　他认为，目前全球需要面对两个问题：气候变化、不平等的扩大。对中国而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怎么能够保持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同时又能够应对越来越大收入差距的问题。

　　过去40年，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就是高质量增长的阶段。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这个阶段，GDP增长不一定带来多数公民收入的增长。GDP并不是衡量经济和社会状态最好的指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强调监管的重要性。创造财富的同时，政府要发挥作用，提高中收入群体的收入。

　　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什么？它涉及到国民的能力和素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很多人都是通过剥削他人和寻租的方式致富，但是这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基础。

　　中国应尽量减少房地产投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建议，中国应该尽量减少在房地产业的投资。“虽说房地产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但是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而中国应该更多地关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还要考虑增加研究、教育、医疗以及学前教育和农村的投入，也要为妇女和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劳动力市场也是很重要的供给侧改革。在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更好地利用劳动力市场，能够让更多的女性和老年人有机会继续工作。

　　中国应该考虑如何加税

　　目前全球都在进行减税运动。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现在应该考虑如何加税。因为合适的税收结构，包括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这些比较好的税种可以很好的帮助经济结构改革，去解决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供给侧改革需要设计增加良好的税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

　　中国需要的不仅是GDP，而是高质量的增长，这需要从供给的两侧入手，实现供需平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全球现在处于非常特殊时期，总需求不足给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因此在考虑供给侧改革时，需要选择正确的供给侧措施。

　　何为正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正确的供给侧改革可以提振需求、平衡眼下和未来并实现其他目标。错误的供给侧改革会削弱需求并阻碍增长，也可能会增加不平等和其他问题。

　　财政政策不能太宽松

　　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 斯宾塞表示，他不希望财政政策太宽松，目前各国政府要重视债务和投资不足的问题。但他认为，中国经济还是相当平衡的，私营部门的投资不足和流动性紧缺，需要政府的投资补上，这一点是其他国家做不到。

　　迈克尔 斯宾塞认为，财政政策的目的，是提供就业和公共服务，还有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出现巨灾、失业等，需要实施再培训、再就业政策，这是社会保障机制。为了可持续增长，财政政策不能有太宽松的措施。　 　　 迈克尔 斯宾塞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审慎的财政政策要取得平衡，要决定到底财政政策有多积极、多主动，要考虑到对增长的影响。政府的公共投资是有道理的，但是政府的公共投资还取决于增长策略是否正确。 　　　　

　　政策如何实现收入再分配目标

　　此次论坛，税收政策被多次提及。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对企业而言，税改确实带来了实惠，有一些放松管制的措施，企业乐见其成。但如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评判，可以更进一步把税改制度用好，但时机不对。以美国为例，自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有比较低的失业率，缓慢的经济复苏，所以税改可能不是合适的时点。可以看到刺激政策的效果减弱了，但可预见的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各种不同来源的不确定性累积的结果。迈克尔·斯宾塞表示，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溢出效应以及全球经济情况，政府政策可能会有较大变化，包括税收、健康、卫生政策会有一些调整。因此，税收政策的改变是没办法起到直接效果的。整个美国社会还是没办法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受益于税改这一政策，因为不平衡。当然，已把收入再分配目标的政策雪球滚起来了，效果还有待观察。

　　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