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成“硬任务”？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的“硬任务”，也就是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的亮点是进行了确保如期完成“三农”硬任务的总部署。打通农村金融淤塞，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规范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
 
    《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规范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促进服务当地、支持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向《经济》记者表示，目前和以后需要注意的是，农信社系统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和农合行以及村镇银行等，应优化符合支农支小定位的股权基础；应按照涉农优先、实业为主的原则，积极引进认同战略定位的优质法人入股，探索引进具备实力、治理良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应将股东支农支小服务承诺写入公司章程，并对承诺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加强股东行为监测和规范管理，严防股东通过违规关联交易套取银行资金。
 
    同时，应该完善金融服务导向的公司治理机制，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三会一层”制定落实支农支小发展战略的职责分工，并将支农支小考核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
 
    此外，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支农支小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应显著高于其他业务指标。对相关部门、分支机构和高管人员的绩效系数应与支农支小业务规模、占比等情况挂钩，鼓励加大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点的绩效倾斜力度。
 
    “省联社应注重发挥对农村商业银行支农支小定位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改进履职方式，提升服务能力。应在行业层面健全对农村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考核机制，并将考核结果与农村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履职评价和任用提拔相挂钩。”杜晓山表示，监管部门对省联社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并赋予足够权重应包括辖内农村商业银行支农支小政策落实情况、具体效果以及省联社采取的相应措施。
 
    “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来说，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可以被看作稳定剂，规划得当的话它可以扮演起服务农村农业的主要机构的角色。”农分期创始人兼CEO周建表示，该条例的提出肯定了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独立法人地位，其支农主力军的功能及连带效应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该条例的提出，有助于提高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的独立性和规范化水平。周建表示，该条例有助于促进县域农村金融机构自我经营管理机制的完善，突出自身独立性、创新性、规范化、多元化的服务水平；有助于提升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和开展的效率，促进形成差异化发展，激发其开拓农业金融产品的创新模式；规范其资金投放使用要以涉农业务为主，有助于提升其对涉农贷款风险的管控能力，站稳服务县域、支农支小的市场地位，涉农贷款规模将带动农业经济发展达到进一步扩张；服务当地能力提升，有助于引领农民成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通过城乡发展互相促进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理顺农信社管理体制
 
    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一直备受关注，那么，应该如何理顺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提高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的独立性和规范化水平？
 
    对于这个问题，杜晓山介绍，对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应实行省区和县级两级法人管理体制。“这样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同时又有整体的实力办大事和防控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以及完善和提升服务与监督水平。如果有县级农商行愿意自己完全与省联社或省行脱离，目前可以确定选择不同地区若干或少量水平较高的县级农商行进行试点，观察和评估若干年，但不宜普遍试行。”
 
    随着改革的深入，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包含农商行、农合行，经营状况大幅改善，市场意识与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省联社行政化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日益突出。但是农村信用社省联社的设立在推动改革、改进经营、健全内控、化解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杜晓山认为，未来要按照聚焦“三农”，强化行业服务功能，包括金融科技水平，整合提升农村信用社为农服务能力。淡化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在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突出专业化服务和监督功能。
 
    周建认为，应该肯定省联社“管理、指导”等职能。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区域，省联社凭借其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帮助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有效实现信息等素材的获取，引导他们做出相对全面、科学的宏观决策。当然，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农村金融机构较成熟区域，省联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要让这些金融机构能按照市场化的运营规则服务三农主体，减少省联社的影响。目前来看，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差异较大。
 
    “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改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改，一定要在总体上保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杜晓山说，省联社改革要因地制宜，基于各省份的具体情况而定，而非用“一刀切”的方式。
 
    据杜晓山介绍，2007年曾有研究提出“五大模式”，即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公司、金融持股公司、统一法人和完善省联社。近来，人们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前三种模式。例如，“统一法人模式”适合城乡一体化高、管理半径小且经营良好的省份；“联合银行”适用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辖区内农信社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省份；现有“省联社模式”较适合经济欠发达、县级法人机构治理不完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
 
    用金融稳住“三农”战略后院
 
    为农村金融发展设置导航，一个最主要的风向标就是农村金融领域的政策实践者。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解学智向《经济》记者表示，这次全国两会，强调要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解学智表示，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农发行的主场主业主责，对于如何稳住“三农”战略后院贡献力量，他提出了以下几种探索方式：
 
    一是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认真配合粮食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全力支持政策性收储，加大对市场化收购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从主要支持收储向生产加工销售消费各环节延伸。围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大力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种业、农业科技等，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二是全力服务脱贫攻坚。牢牢把握精准方略，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进一步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推动更多资金、项目、举措向深度贫困聚焦。大力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积极支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旅游扶贫、贫困村提升工程等专项行动，继续做好基础设施扶贫，推动定点县稳定脱贫。
 
    三是积极支持美丽乡村建设。聚焦基础设施突出“短板”，加大对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全面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积极支持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四是大力支持产业振兴。聚焦农业现代化，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有效路径，助力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支持涉农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助推稳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五是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全力做好债券发行工作，加大存款组织工作力度，努力降低筹资成本，增强优惠支农能力，腾出更多优惠支农空间，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
 
    只有适合农村的金融产品，才能挖掘这个市场真正的活力。杜晓山建议，要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具体的运作手段主要有：
 
    一是围绕农业农村抵质押物、金融机构内部信贷管理机制、新技术应用推广、“三农”绿色金融等，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
 
    二是积极稳妥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稳妥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份等依法合规予以抵押，促进农村土地资产和金融资源的有机衔接。推动厂房和大型农机具抵押、圈舍和活体畜禽抵押、动产质押、仓单和应收账款质押、农业保单融资等信贷业务，依法合规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元化的农村资产抵质押融资模式。
 
    三是鼓励企业和农户通过融资租赁业务，解决农业大型机械、生产设备、加工设备购置更新资金不足问题。
 
    四是各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完善涉农业务部门和县域支行的差异化考核机制，落实涉农信贷业务的薪酬激励和尽职免责。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推动分支机构尤其是县域存贷比偏低的分支机构，加大涉农信贷投放。
 
    五是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高涉农信贷风险的识别、监控、预警和处置水平。加强涉农信贷数据的积累和共享，通过客户信息整合和筛选，创新农村经营主体信用评价模式。发展金融科技，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防控金融风险、缓解“数字鸿沟”。
 
    六是完善绿色金融和信贷体系，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创新“三农”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支持污染防治、清洁能源、节水、生态保护、绿色农业等绿色领域，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周建表示，未来，以金融为工具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是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必然趋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组织等都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金融创新和产品设计必须贴切这些主体的真实需求，因为农村场景和城市消费场景差异很大，结合农业特性和产业链协同性，设计好适合不同角色、不同链条、不同细分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才能真正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土地是农村的根基，土流网创始人兼CEO伍勇则认为未来要基于土地资源，引入好的产业，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通过金融为体系赋能，让金融与实体相互助力。以实体经济流动性支持为重点，为交易市场和各类金融机构开放数据接口，推送金融资产。做大增量、盘活存量，保持流量，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资产证券化水平。
 
    “未来我们应该利用金融科技推动金融需求与各种生产、销售、服务、消费场景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流和资金流匹配的交易聚合及过程控制，创新金融工具，发展准确识别融资需求、科学确定风险评价、生成数字化金融资产的场景金融服务，在及时响应实体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解决区域经济活动生态圈内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伍勇表示，在数字经济生态体系里，精准聚合消费者行为数据，这些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实现的，通过搭建这一平台，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批量获客、量化风险的最佳渠道。
 
    实际上，在金融服务模式上很多机构都做了一些创新性探索：例如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土地银行。
 
    据伍勇介绍，金融机构大多不熟悉土地价值，难以对土地经营权进行评估和处置，为此探索出“平台+保险+银行”模式——由银行提供贷款，保险公司保证担保，平台进行前期评估和违约后处置。伍勇将其称为“汉寿模式”。一旦出现问题，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平台再处置土地；出现无法处置的情况，再由三方共同承担风险。“在这一模式中，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元，这样高额度的抵押贷款，很多金融机构是不敢做的。不仅贷款额度创纪录，而且“汉寿模式”实际运营三年来，没有产生过一笔坏账。因为对于农户来说，与其违约，不如选择平台先行流转，然后将流转后收到的租金还给银行，不但获得经济利益，也不会因失信进入黑名单。”
 
    此外还有一种土地银行模式，被伍勇称为“宁远模式”。“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主要挑战在于土地面积和承包年限。“汉寿模式”让种植大户获得贷款，且对土地承包期有要求。而“宁远模式”突破了这两个难点，让只拥有小块土地的普通农户也能享受到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带来的便利。”正如《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的，“重点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金融服务，有效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据伍勇介绍，宁远的土地银行模式，就是成立土地合作社，收储一个区域内的全部土地，由土流网统一规划流转，每年给农民固定的租金和分红。在金融方面，土流网协助银行对全部收储土地的未来收益进行评估，由银行根据评估金额提供一定比例的授信，农户则按照土地面积获得不同额度的授信。对于银行来说，一次性的评估节省了大量手续和成本，全域土地的整体贷款也降低了风险；对于农户来说，他们通过闲散土地获得了一张可以随借随还的“土地经营权信用卡”，利率也相对信用贷款低了很多；而对于土流网来说，因为有统一收储的土地经营权，即使出现单个农户违约也不用处置土地，而是可以用土地租金和分红抵债。
 
    因为是一次性抵押未来数十年的土地收益，因此只需要完成一次抵押贷款手续，农户就可以获得一张长期的“信用卡”，随借随还。这样的批量授信不仅减少了繁杂的手续，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贷款利率。
 
    宜信普惠高级副总裁毛芳竹也向《经济》记者介绍了他们探索出来的经验。“目前我国大部分种植主体仍然以经验种植为主，缺乏科学的种植规划和管理，伴随农业集约化发展，种植大户应该种什么、怎么种、如何打通销路赚到钱？这就要求不但能帮助种植户清晰分析种植所需各项资源，包括种子、肥料、人工等，还能对资源进行科学有效的整合和配置。根据农作物的生产周期、产出状况、库存容量、出库能力、下游销售能力等数据，能够优化种植户确定种植的时间、数量、区域等具体决策内容，在帮助种植主体有效控制成本的同时，通过合理排产、高效沟通等精细化管控措施，科学有序地实现生产收益最大化。”
 
    创新农村金融发展模式
 
    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创新水平，可谓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较快，在发展中国家中属水平较高，在数字移动支付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例如，我国农村金融蚂蚁金服、微众银行、农行甘肃分行研发了“金穗e融”系统，解决农民缺资金、技能、市场等难题。
 
    据杜晓山介绍，国外的农村金融可借鉴的模式不少，例如：美国富国银行的大行线上服务小微企业经验。肯尼亚M-Pesa手机银行业务以其成功实践表明，移动支付是弥补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不足、弥补传统金融机构物理网点服务不足的重要方式，其做法和经验对中国发展农村移动支付，进而推动农村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孟加拉乡村银行服务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经验，同时也完全是电算化的信息管理系统。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视角看，商业金融是主力军，应健全政策、商业和合作性银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然而，杜晓山表示，商业和政策性金融却难以对乡村振兴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直接发力，而这对于社会企业类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营利性金融组织而言，则是他们固有的长处和优势，因为他们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所开展的非金融服务活动完全可以与推动村规民约和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和相补充，推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而且，规范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营利性金融组织力量的增强和水平的提升对提高小农的凝聚力、组织化程度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有正面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杜晓山一直在呼吁在农村金融服务小农和贫困农户方面，要发挥规范的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和合作金融组织的作用，这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主要需解决他们的合适的法律身份和制度性融资来源。“在目前的脱贫攻坚和2020年以后都急需这类机构发挥作用，他们自觉自愿和真心实意地为穷人服务，与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像商业金融与弱势群体需求方是两家人，总有个利益博弈的问题。”
 
    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从事扶贫小额信贷业务的组织或机构的定位。”杜晓山认为，这类组织机构中表现比较好的现在在政策法规上就应宣传、鼓励并予以专门的规定和制度性稳定性支持。
 
    农村金融的创新点主要是在风险管控、服务效率、产品贴切度上突破。农业是地域性很强的产业，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自然因素、人文环境都会对农村金融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农业经营在不同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土地权益、粮食市场化流通机制等）。所以农村金融的操作方式和创新水平无法完全横向对比优劣。从产品贴切度上看，农业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产品略优于我国。但是从长期看，中国的农村金融会像中国的互联网一样，由于活跃的群体大，需求旺盛，市场推着服务组织加快创新，实现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