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70年:从向科学进军到科技强国
北京北海公园南侧的文津街,因藏有《四库全书》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闻名。这里还曾是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的院址。
1950年至1966年,中国科学院院部机关设在文津街三号院。院子不大,只有一片椭圆形草坪和一幢棕色西式楼房,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等人都曾在此办公。三号院对面就是中南海,自新中国成立,科技事业就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一直占54%以上,到了19世纪骤降为0.4%。“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很多贡献,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在中国发生?”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编纂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李约瑟之问”。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科技从业人员不超过5万人,专职研发人员只有500多人,工业技术整体水平很低,现代科研几乎一片空白。
当中华民族跨越百年沧桑重新走上复兴之路,如何聚力科技创新发展实现赶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被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华罗庚、赵忠尧、钱学森等一批旅外知名科学家相继辗转回国,带头挑起重担。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2月1日,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按照请柬来到宴会厅37桌,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名字。“学森,请到这里坐。”原来毛泽东在看宴会来宾名单时,单独把他的名字从37桌勾到了第一桌。
这一年,中国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出“十二年科技规划”,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拟定57项重大任务。规划的主要任务,除基础理论一项外,都于1962年提前五年完成,为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1963年制定了“十年科技规划”,安排重点科研项目374项,规划了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仅三年时间,就取得“两弹一星”、电子计算机、射电望远镜等一批重要成果。
两次科技长远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两大步。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5586名科学工作者汇聚北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的讲话极大鼓舞了科技工作者。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重启已中断12年的研究生教育,刚刚大学毕业的白春礼考取了改革开放后中科院首届研究生。博士毕业后,白春礼前往美国参与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工作,1987年他谢绝外国公司聘请回国。
回国后,因科研经费有限,白春礼经常骑着三轮车,从废品里寻找螺丝钉、破电线和废弃的实验桌。当时的中科院化学所经费紧张,仍筹措出12万元人民币给他的课题组。在白春礼主持下,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控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日益壮大,一系列重大科学工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科技进步与创新上取得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确立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三步走”战略,计划于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起源于上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用概率描述微观物理现象。在20世纪,“量子革命”孕育出激光、半导体、核能等技术,发展出光通信、电子计算机、手机、互联网等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应用。以“量子调控”为特征的“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国正在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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