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避免个人破产制度成逃债工具？

　　该怎么避免个人破产制度成逃债工具？

　　一种说法

　　无论我们多么强调个人破产制度的正面价值，在构建我国个人破产法的过程中，必须全方位防止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

　　7月16日，国家发改委、最高法等13部门联合发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站在“大市场退出”的角度，分别强调自愿解散退出、破产退出、强制解散退出及特定行业退出等四大体系。

　　人类文明进化史，也是一部对债务人的宽恕史

　　不出意料，对该方案，公众更聚焦于“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一节，对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的落地，做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和分析。其中有种声音认为，个人破产制度可能成为债务人逃债的工具。

　　这个观点本身，基本符合非专业公众对破产制度的认知。按照传统观点，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债务永远是不可豁免的。在此情况下，看破产制度总难免有“瓜田李下”之感：无论是企业破产还是个人破产，凡经过破产宣告，在满足法定情形的前提下，剩余债务自然不用再偿还。既然事实上不用再偿还，那斥之为逃债、赖账，似乎也无可厚非。更何况，在当下，假破产、真逃债的情形并不稀罕。

　　债务不可豁免这一理念，属于人类荒蛮时代的遗迹。在古代，人类社会对于债务人的态度，十分严苛。无论是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3表对债务人的拘捕、羁押、出卖和屠杀，还是英国直到19世纪还存在的债务人监狱，都是这一荒蛮期的见证。这种一抓乃至一杀了之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孕育，也成为阻止商业文明发展的绊脚石，当然更不符合现代法治文明。

　　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化史，也是一部对债务人的宽恕史。这也是为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债务人的宽恕、原谅乃至拯救，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也成为包括个人破产制度内破产法体系的底色。放眼寰宇，债务清理制度或许千差万别，但这种底色，却是个人破产法的最大公约数之一。

　　打好组合拳，防止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

　　但无论我们多么强调个人破产制度的正面价值，在构建我国个人破产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警惕通过个人破产制度逃废债的可能性，必须全方位防止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

　　在我看来，在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构过程中，打出几个方面的“组合拳”，尤显紧迫。

　　首先，加强对欺诈性破产的惩罚力度。个人破产制度的底色，是将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从债务的泥淖中解救出来。而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实现逃废债，恰恰是对个人破产法的滥用，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最大侵犯。

　　纵容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实施欺诈性破产，其对商业社会的伤害或许比没有个人破产制度还大。这恰恰是我国现在破产刑法体系中最弱的一环。

　　我国现行《刑法》第162条之二和《企业破产法》第131条，尽管都有通过刑事手段惩罚欺诈性破产的相关规定，但相关规定失之于粗疏宽泛。在具体的破产案件中，缺乏相应的审查和甄别机制，即便有蛛丝马迹，也缺乏相应的职能机构负责检控。

　　这种缺失，导致这一破产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却成为破产法上的“睡美人条款”。至少在过去十多年间，全国因为欺诈性破产而受到惩治的债务人，少之又少。

　　而纵观各国破产法，对滥用破产行为严防死守、严厉惩罚，无疑都是确保破产法律体系对债务人恩威并施的重要保障。我国在个人破产制度构建中，应明确破产行政机构、破产管理人的检控义务，既拯救诚实债务人于水火，也让欺诈性债务人无遁形之地。

　　第二，建立对债务人的监督体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破产制度，在特定期限内，将债务人置于监督之下，是个人破产制度的另一大共性。也就是说，自然债务人的债务并不因为宣告破产而直接豁免，只有在满足法定条件的前提下，经过三到五年的监督期，债务人才获得完全豁免，进而恢复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而在监督期内，不仅其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其政治权利能力也可能受到限制，比如，在我国民国时期的宪法或宪法草案中，就有破产者不得当选为民意代表的规定。

　　这次《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提及破产行政机构设置问题。这一监督职责的实施，不大可能由法院或市场化的破产管理人群体来实现。最可能的选项，还是由破产行政机构实现。与此对应的是，在债务人的约束体系中，不仅要有对欺诈性破产的刑事惩罚体系，也需要有对监督期内违反法定规则的责任体系。

　　第三，建立免责例外和不可豁免债务体系。要防止对个人破产制度的滥用，必须要在个人破产法律制度中，明确列举不可豁免的债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