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余事件背后是中国金融反腐的持续推进

刘士余事件背后是中国金融反腐的持续推进

　　5月19日深夜，一则短消息震动了朋友圈：刘士余主动投案了！瞬间，朋友圈炸锅了：打“妖精”的咋成“妖精”了？

　　刘士余事件背后是中国金融反腐的持续推进。

　　今年一开年，1月11日举行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就剑指金融腐败，在工作部署中专门强调要“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

　　之后，《人民日报》从2月开始刊发一系列评论员文章解读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在2月12日刊发的第四篇评论员文章《坚决惩腐，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中，透露了中央纪委反腐败工作的不少新进展、新动向，并预告了今年反腐败工作的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金融领域同样被着重点出。

　　早在2014年，金融领域的反腐就拉开序幕，并在2017年演变成金融领域的风暴。

　　据媒体统计，从2013年5月到2017年5月，四年间，仅中央纪委网站通报的落马金融监管官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就有至少35人。十九大以后，金融领域反腐风暴继续加码。

　　而2013年至今，包括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育军、银监会原主席助理杨家才在内，金融领域至少已有十名左右中管干部落马。

国家对金融乱象出重拳

　　近年来，反腐利剑瞄向金融界，固然与此前的金融乱象脱不了干系，从本质上却反映出金融的重心“由抓经济切换到抓政治”的趋势。

　　由于金融的一般等价物是故事，只要有故事，金融交易就有戏；概念越多，戏份就越足。于是，编故事、造概念就成了金融发展的“首要任务”，专业术语是“金融创新”。

　　而创新的本意是“规则的破坏者”，规避法律法规的监管，成了金融创新的原动力。

　　金融创新因此变成了一个筐，打擦边球、制造模糊地带、换小马甲、放大寻租空间等，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且，水越混鱼越多。

　　加上，金融行业有着很高的专业壁垒，外面的小伙伴搞不懂里面的“套路”，助长金融腐败滋生蔓延。

　　既有银行高管伪造银行公章、给票据造假、再炒卖贴现的诈骗行为，又有债券高管涉嫌债市丙类账户、在发行环节拿券、在交易环节倒券的不当获利行为，还有保险监管部门与保险公司勾结、筹资炒股炒房的投机行为，更有证券发审监管官员突击入股、亲友代持、操纵过会、暗中套利的“老鼠仓”行为。

　　“百亿元级”的非法集资、银行集体骗贷案、盲投的保险资金、诡异的IPO等，扰乱金融秩序，威胁金融安全。

　　鉴于其危害深、影响广，国家层面开始对剑走偏锋的金融乱象出重拳进行干预。

　　金融强监管仍将继续

　　当然，金融业自身也有其运行规律，如同周期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复苏。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铁律也包含四大阶段：自由—创新—危机—管制，纵观海内外，基本如此。

　　美国金融监管自1933年以来便呈总体放松态势，美国经济自由化思想根深蒂固并贯穿金融业始终，自上至下坚信自由市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可进行自我调节，相反政府监管作用不大，格林斯潘在其《动荡年代》一书中专门阐述道，“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他认为，监管往往可能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以格氏为代表的金融精英，把金融自由化推向极致，各种衍生品创新令人眼花缭乱。

　　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值约400万亿美元，为当年美国GDP的36倍，泡沫如此膨胀，华尔街如此嚣张，最终把天捅破了，市场崩溃，危机席卷全球。

　　危机给了美国最深刻的教训，2010年奥巴马正式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拉开了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监管改革序幕。这部堪比《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尽管遭遇顽固挑战，前路坎坷，但美国毕竟开启了政府纠偏的金融管制之路。

　　2012年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分水岭”。接下来的四年中，金融牌照价值边际下滑的速度非常快。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已经超过10%，即便在美国那么发达的金融系统，这一比例也没有超过6.5%，中国在2012年以前金融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仅为6%，4年后上升到10%，原因就是过度自由化。

　　最终，以2016年7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为开端，以2017年7月14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拐点，一场金融大整肃全面登场。

　　综上，金融业发展，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上述内在铁律，就此也可大致预测未来的基本趋势。短期而言，强监管还将是主题词。

金融三大变局

　　随着金融反腐推进及金融换频道，前些年一度嚣张的金融扩张及各种名目、旗号的金融创新已经消停下来。

　　在此过程中，金融变局也悄悄拉开序幕，金融业正迎来深刻的结构性调整。

　　1. 由金融业的自娱自乐向为社会实体经济服务调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