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成“分手季”创业合伙人为何难过“毕业分手关”

　　毕业季俨然成为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分手季”

　　创业合伙人为何难过“毕业分手关”

　　回想起来，杨书有些不敢想象，自己曾经最核心也是最信任的合伙人林珊离开公司差不多都快一年了。

　　去年5月20日，就在杨书毕业前夕，两人彻底闹翻并分道扬镳。

　　散伙的导火线是之前的寒假赚到的那笔钱的使用问题。二人合伙创办的一家“校园大学创业联盟”近两年处于亏损状态，寒假期间，林珊通过招聘学生兼职收取人力资源佣金，让公司短时间内获得了15万元的利润。作为第一股东，杨书想将钱都用在公司办公室的建设上。

　　在会议室，第二股东林珊公开质疑杨书的做法。他认为挣了钱就应该犒劳兄弟，而不是花在“无用”的地方，况且钱是他挣的，他有权利支配。但杨书觉得，公司成立时的钱都是自己掏的，公司百分百应该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两个人在争吵中提出了“分家”。从大学起跟着杨书干了5年的林珊，带走了部分客户资源，9月底公司清账时又拿走了一部分公司资产。

　　高校大学生创业如火如荼，但在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业者杨万里观察中，自己认识的30多个大学生创业团队，在毕业季或者刚进入社会一年内，“90%以上的团队就合作不下去了”。

　　校园毕业季俨然成为不少创业大学生团队的“分手季”，合伙人从同舟共济到同室操戈，甚至因利益之争对簿公堂。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留给创业大学生们的命题远不止公司的生存发展，还有利益纠葛与信任危机。

　　“校园型”项目难入社会战场

　　回首一年多前离开创业团队的经历，兰州大学研二学生李美觉得有些“太遥远了”——她已经记不清具体离开的时间、公司营收状况，甚至是“公司名字的全称”。

　　在哈尔滨上大三时，李美加入一个做人像一类印章的创业团队。起初，来自不同学校的4个合伙人在其中一人家里空出的商铺办公。从获取原材料、设计制图、推广运营到联系客户，都靠4个人一起摸索。

　　起步阶段形势喜人，一连小半个月，每天的订单有20多个。他们与哈尔滨的一家企业谈成合作，签下了1000个人像印章的订单，在对方提供的展区定期售卖；与4所哈尔滨高校的创业大学生联手，在周边校园里开起了加盟店。

　　赚到了钱，除了聚聚餐也没人想要工资。开会的时候，大家憧憬着有一天公司做大了，不能只做印章，要开发周边产品，还要找投资人，把加盟店开到哈尔滨之外去。

　　在李美印象里，一周5天的工作日里，至少要开3次会议，每次耗费3个小时以上讨论公司发展的蓝图。“就像互相画大饼，想得太多，但根本不可能实现，很多时间都给浪费了”。

　　临近毕业季时，项目本身的短板也日益凸显。公司想要开发新的产品：制作戴学士帽的人像印章。安排人员打印传单，联系了兼职学生等，在校园里推广两个月后，收到的订单数寥寥无几。

　　李美发现，有资金和基本技术，谁都可以复制这个项目。而在市场上，饰品类生意本就“狼多肉少”，越往后做反而上升空间越小。

　　“临近毕业，每个人都得为自己打算。如果毕业后项目垮了再离开，校招、实习机会都错过了，再去找工作就难了。”李美选择了保研，另两个合伙人离校实习。团队散伙半年后，最后一个合伙人卖掉了公司，回到企业上班。

　　有的公司商业模式存在缺陷，加速了团队分离。还有些项目本身存在“天花板”，创业团队只能在校园“温室”之中生存，一旦离开学校，失去了在校生创业特殊政策的支持，便迅速凋零。

　　2015年，武汉地区一所211大学的学生闻跃拉上两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帮助企业在校园进行品牌推广，通过地推发传单、策划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一年之间，他们在武汉40所高校中建立起商业链，与周黑鸭、雪花等大型企业合作，年营收一度达到100多万元。

　　闻跃渐渐发现，自己的成功受益于校园环境太多。他所在学校规定，若有社会企业前来宣传，需要层层审批，而企业找学生代理则省去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社会企业的目标消费人群是学生，他们自己就在这个群体之中，对学生的需求、兴趣都很了解。“但一旦毕业，不再拥有学生‘特权’，也离开了目标群体，这种商业模式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发展”。

　　3人毕业后商量奔赴外地，各谋出路，将公司留给了在校的学弟打理。

　　决策权之争让合伙人各奔东西

　　“不要和朋友合作做生意”，这句话现在成了李宇的一句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