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849个边缘地，如何走向中心？

　　在中国，省际边缘区分布有849个县(市)，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6，约一半的贫困县分布于此。

　　省际边缘城市通常位于两个及以上省级行政区交界处，也处于各级经济圈的交汇地和空白处，受行政属地和周边经济区的直接辐射和带动作用较少。

　　在国家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背景下，破解省际边缘城市发展困境成为待解之题。　　

　　国是直通车 侯雨彤 制图

　　省际边缘城市发展困境

　　对省际边缘城市而言，发展的困境在于距省会城市远、地理条件差、行政壁垒化和行政边缘化。　　

　　在28日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二次(十堰)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人士为省际边缘城市发展出谋划策。国是直通车 张文绞 摄。

　　距离是影响省会城市对边缘区经济辐射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勤时间成为反映两地间联系的重要指标。“一日差”“一小时经济圈”等概念即反映了一个城市的辐射范围。

　　中国一些省际边缘区交接点距离省会城市，近的大约200公里左右，最远的超过500公里。陕川渝、渝湘鄂、湘黔桂、鲁苏徽、赣闽浙、粤湘桂、云黔桂交界点均距离省会城市较远。如湖北十堰市，与河南西部、陕西南部、重庆东部等3省市边境交界。十堰距湖北省会武汉超过400公里，距离陕西省会西安超过300公里。

　　地理位置偏远是妨碍省际边缘地接受省会城市经济辐射的难点之一。

　　行政壁垒化和行政边缘化是导致省际边缘城市发展的另一障碍。

　　行政区划对区域的刚性约束，阻碍了地区间经济主体的自由竞争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无形的“交易成本”。因此，有观点认为，区域间的行政壁垒是一堵“看不见的墙”。此外，省际边缘区由于远离省会城市，又容易被“边缘化”而成为政策“盲区”。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指出，一个省的边界地区，很容易因为地理边缘化而导致行政治理和政策治理边缘化，而基于外部而言，很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封闭，带来恶性的竞争。所以，绝大部分边缘地区发展不好的原因一是内部行政治理边缘化，包括政策支持边缘化，二是外部邻省之间几个地区相互竞争，相互拆台。

　　地理环境是省际边缘地区遇到发展困境的现实原因。

　　国家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不少都位于省际交界地带。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

　　大山环抱，这些地区又被称为“美丽的贫困地带”。

　　抱团取暖从边缘走向中心

　　面对发展困境，积极融入、抱团取暖，是省际边缘地区谋求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范恒山认为，边缘地的各个行政区虽然分属于不同的省级行政区，但是它们可以联合打造经济合作区，可以联合打造具有特色的示范试验区，从而从边缘变成中心，从冷区变成热点，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竞争转向合作。

　　2018年11月，《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出炉，汉江经济带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全长1577公里的汉江贯穿十堰全境，十堰作为汉江流域重点城市，被全境纳入《规划》。十堰市委书记张维国提出，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奋力建设美丽十堰、畅通十堰、创新十堰、幸福十堰、开放十堰、活力十堰。

　　随着武当山机场、武西高铁、十房、谷竹、郧十、十白、十巫高速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投入使用，十堰成为连接华中、华北、西北、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点，也正成为周边城市群产业转移与资本转移集聚地。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秦尊文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表示，新时代省际边缘地区迎来两大发展利好，一是国家正在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边缘城市有望迎来发展利好；二是城市化发展还有空间，农村地区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边缘城市仍有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边缘城市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在区域内形成协同发展局面。

　　省际边缘地区协同发展，在全国已有先例。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交界处建立了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战略。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地带制定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