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板走出根据地

　　用脚板走出根据地

　　重庆酉阳县南腰界镇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会师纪念塔。新华社记者 吴壮/摄

红二、六军团会师路线图。 (资料图片)

　　湘渝黔交界的重庆市酉阳县，有个小镇，名为南腰界。境内层峦叠嶂，人口较多，粮食富足，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

　　1934年6月，贺龙等率领红三军在这里修整。1934年7月黔东特区成立后，以南腰界为中心陆续建立了17个区苏维埃、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

　　虽然“贺老总”带领的红军队伍只在南腰界停留了4个多月，但给这里留下的是难以磨灭的印记。

　　南腰界的红色记忆

　　在南腰界镇上有一条红军街，街上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土地庙，在土地庙的侧墙上，至今还保留着80多年前留下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

　　这是时任红三军宣传队队长樊哲祥用毛笔抄录在墙的。红军撤离南腰界后，当地百姓用加了盐巴的石灰水填写标语，再用黄泥巴、草木灰和锅烟灰涂抹，才使标语完整保存了下来。

　　南腰界人民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存十大政纲？

　　“因为红军来了，大家的日子才过得好了，山里的土匪也不敢来了。”祖辈流传的这些话，南腰界村民池再武一直牢牢记着。红军刚来南腰界时，正是插秧的时节，有红军主动帮农民插秧；红军做了饭会邀请老百姓一起吃，老百姓家做了饭邀请红军，战士们都会摆摆手。

　　池再武的大爷爷池宽成和其他几十个当地青年，就是在那时加入了红军。后来，池宽成还担任了南腰界游击大队队长。

　　但这支部队并非一路顺遂。史料记载，因为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红二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到重大损失，缩编为红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后在湘鄂渝交界的巫山、黔江等地转移，一直到1934年6月进入酉阳南腰界，红三军才得到休整。在南腰界，军队再次有了正常的党的领导，经过重新恢复登记党团员，从3个半党员恢复到493个党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保垒作用发挥出来了。

　　穿透85年的时光，尽管其他字样已经变得模糊，但“蘇維”二字依然清晰可辨。当年革命者刻于“红军医院”进门靠左的木板上的这些文字，记载着那段历史。

　　在大坝村5组杨氏宗祠内办起的这所“红军医院”相当于红三军的住院部。根据红三军九师医务处长董家龙后来的回忆，这个医院前后治愈了400多名伤病员，包括受伤的红军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

　　当年，红军医生和当地草药医生一起，按照祖传的药方，上山采药开展治疗。红军伤员后期康复就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接回家护理。同时，医院积极宣传“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道理，“群众就医一般免费医治。”

　　在这些苏维埃根据地里，红军和当地百姓有着牢不可破的鱼水般的感情。

　　“爷爷杨昌明告诉我，家里当年曾经住了一个排的红军，爷爷他们自己住一间房，腾出两间给红军。”46岁的本地村民杨继川介绍说，“红军自己在食堂吃饭，不在老百姓家里吃，从来不会和老百姓抢饭吃，红军看见没水了，就去‘大水井’帮老百姓挑水，现在这口井也改名为红军井了。”

　　“爷爷告诉我，当年的红军非常艰苦，没鞋穿，爷爷就用稻草给他们打草鞋，军民感情更好了，红军每天都把家里扫得干干净净的。”他说。

　　秋毫无犯、亲近爱民的作风，让红军很快获得了当地百姓的信赖。在红三军创建根据地期间，红军战士和百姓同吃同住，不少类似的军民故事在南腰界发生。

　　红军街上一位黄大娘，曾在盛夏时节用自制米酒接待红军班长，缓解了水土不服与腹泻问题。当时红军要用钱买米酒，她一直推辞，说“只送不卖，看到红军又送米，又挑水劈柴，心里已经过意不去”。

　　可是，红军依然坚持留下1个银元作为报酬，如今这块银元已捐献给文物保护部门。

　　猫洞大田上的会师

　　红三军到达南腰界一个多月后，1934年7月23日，另一支红军部队——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始作为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先遣队突围西征，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这支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等人领导的部队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与红二军团(当时已改称红三军)取得联系。

　　对于红六军团的西征任务，贺龙和红三军当时并不知情。一直到1934年10月上旬，贺龙在南腰界一位教书先生家中看到一份国民党报纸，上面刊登了“萧克所部朝川黔边运动”的消息，才知道有一支兄弟部队正在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