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张晋藩：传薪者，薪火相传

　　张晋藩：传薪者，薪火相传

　　张晋藩近照。本报记者 邹兰斯摄/光明图片

　　【光明访名家】　　

　　“现在深感时不我待，综合能力、分析能力还不弱于五六十岁的人，但有时候记忆力稍差一些了，确实快90岁了。”

　　这个半倚在沙发上笑言岁月不居的白发老人，便是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

　　张晋藩先生出生于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是新中国法学界最早一批的博士生导师，奠定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学科框架。其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被西方同仁誉为“中国的查士丁尼法典”。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那真是全民欢欣鼓舞，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里程。”张晋藩先生回忆。

　　同年8月6日，《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一文在《光明日报》刊出。这是张晋藩从事法制史学研究以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那时他24岁。

　　65载春秋，他投身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孜孜以求，从未停歇。于他而言，时代的进步既是机遇，也是保障。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征程，他丰富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术内涵，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让中国在世界法制史发展的进程中，有了自己的声音，有了为自己正名的机会。

　　2010年，适逢张晋藩先生八十华诞，我们有幸对先生进行了专访。时隔近十年，我们再次登门，年近九旬的他依旧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开始工作，进行新版民法史的写作。

　　在自传《法史人生》中，他写道：“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却如伏枥的老骥，学术思想仍然汪洋之势，还想多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工作。”但开风气不为先，是张晋藩先生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给大家的深入研究开辟一个路径，但是不可能都为先，只能是开风气。40年来我实践了这个宗旨，民法史、行政法史等都是我自己开始提倡研究、带头写文章的。”

　　改革开放以前，中外法史界的交流几近脱节，国际上三次开展关于中国法制史的研讨会，都没有邀请大陆学者参加。

　　“过去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除了民法之外，就谈不上法制史了。”张晋藩先生说，“我认为中国古代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从法律体系讲，它也是由许多部门法构成的。但就一部法典来讲，它编撰的体例既有刑法(为主)，也有民法，还有行政法，诸法合体，不能用一部法典的体例概全说整个法律体系只有刑法。”

　　诸法并存，民刑有分。

　　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应该在中国。

　　1979年，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张晋藩先生关于“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建议，一场历时19年的战役打响了。

　　这期间，筚路蓝缕，艰苦备尝。有的主编逝世，有的感到无望而退出，编写队伍不断更新，资料几经周折。人走，人来。张晋藩先生坚持依旧。

　　十卷本，五百多万字，对中国五千年的法制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与会的中外学者盛赞此书是“世纪之作”。

　　“到现在还没有再编第二版，这十卷本打的基础非常好，现在仍然有它的实用价值。”张晋藩先生说，“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藐视这套书。”他的眼里充满了骄傲。为自己的开风气之先，更为中国法制史建设的跨越之路。

　　如今，这套书摆放在先生家中客厅的书柜里。他站起身打开书柜——满满当当三层，除了《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还有23本《中华大典·法律典》和一整套《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中华大典·法律典》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编写的，用了23年时间。在编写过程中，有七八个分卷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都相继过世。”张晋藩先生说。这是他主编的书籍中耗时最长的一部著作。

　　他在总序中写道：“盛世修典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中华大典·法律典》力争无愧于世，也无愧于后人。”

　　《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出版之后，张晋藩先生又用了16年时间编纂《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这是一代人的心血，也是国家在民族区域自治、依法治国方略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进一步落实的基础。

　　一方书橱，三部大作，贯穿改革开放40年全程。

　　“佩服您的学术韧劲。”记者感叹。

　　“我提倡这个，我也基本上做到了。”先生坦然。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除了著书立说，张晋藩先生也是一位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