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保护伞”当成为扫黑除恶标配

　　深挖“保护伞”当成为扫黑除恶标配

　　练洪洋

　　近日，两则与黑恶势力“保护伞”相关的社会新闻，引发本文话题。一是据陕西省纪委监委6月24日发布通报，冯振东、祁玉江、党延文这三位延安政界曾经的明星官员，一并因涉嫌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而被调查。二是湖南新晃校园“操场埋尸”案，舆论纷纷发问：这起骇人听闻的人命案背后，有没有人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第一则新闻让人暗惊的是，明星官员也被拉下水，成了黑恶势力的帮凶，其中尤以党延文为典型。生于1972年的党延文，从警23年。2005年，他以延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大案大队副大队长身份，进入“首届陕西公安十大杰出警察”候选人名单。此外，他还多次被延安市公安局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和“破案能手”称号，2000年、2002年两次荣立个人二等功。这么一位荣誉满身、声名在外的公安系统官员，居然滑入泥沼，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说明了什么？从黑恶势力发展的角度，靠血酬生存的黑恶势力为了降低违法行为风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官员中寻求“保护伞”是他们的不二选项；从落马官员角度，面对黑恶势力的“围猎”，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强大的定力，否则就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猎物”，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谁也救不了自己。

　　第二则新闻令人感慨的是，公众的惯性思维。这个案子是黑恶势力所为，也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战果，一说到黑恶势力为非作歹，人们愤慨之余便会联想到一个关键词“保护伞”。这个案子还处于侦查阶段，许多细节仍未查清，真相也未浮出水面，公众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保护伞”身上，说明什么？一方面是经验使然，当人们发现黑恶势力与“保护伞”如影随形，且呈正相关，黑恶势力越大、越嚣张，其背后的“保护伞”级别越高、能量越大。同类案件多了，以后凡是出现这类案件，公众自然就会往那方面联想。另一方面是情感所致，公众对黑恶势力深恶痛绝，也对助纣为虐的“保护伞”恨之入骨。

　　说到这里，再提第三则新闻：从2018年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至2019年4月底，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共238人，处分10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2人。其中还不乏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如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原巡视员郭粤明。数字说明，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近在眼前，也绝非个别现象，必须引起重视，驰而不息进行治理。

　　鉴于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相伴相生，“保护伞”不仅涉嫌腐败还助长罪恶，罪孽深重，因此，必须把深挖细查“保护伞”当作扫黑除恶的标配——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不要就事论事，要对黑恶势力的滋生、坐大多问几个为什么。一旦发现“保护伞”线索，要严查严办、直查快办，穷追不舍、除恶务尽，坚决惩治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问题，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