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主义是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最大威胁

　　2019年5月15日，美国签署名为《关于保障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总统行政令，以遭遇所谓“敌对国家”威胁为由，宣布在与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供应链安全相关的领域，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所谓“敌对国家”的威胁，包括“指向经济与工业的间谍活动”“植入后门”“威胁与数字经济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敏感信息”；构成威胁的方式，不仅包括直接的威胁，而且包括“对技术的使用”以及“收购”。白宫当日明确表示，将由商务部长牵头，会同财政部长、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美国贸易代表、国家情报总监、行政事务管理局局长、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对相关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或服务进行审核，如果认定其存在威胁，则可以禁止所涉及的交易的进行。

　　人们经常听到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次签署的总统行政令，在2019年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即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何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通信信息技术的供应链，施加反作用。在行政令颁布之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立刻宣布，将全球5G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的华为公司和其他70家企业，纳入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的“实体名单”，加之当前正进入一个微妙对峙阶段的中美经贸斗争，全球都做出了相应的判断：被总统行政令针对的，正是中国的华为公司。一如有网友在美国发布相关信息的新闻网站上留言，这是第一次看到美国如此密集地动用国家力量，精准针对华为公司。

　　支配美国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基本逻辑，2017年斯蒂夫·班农在日本举行的世界白人保守主义大会上已经清晰地阐明了：首先是“中国制造2025”，其次是“一带一路”，然后是5G；如果让中国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实现这些目标，那么中国首先将在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变成一个技术强国，然后是制造业强国和经济强国，最后则是金融强国；如果不抓住一个可能在5年、7年或者8年内就可能逝去的窗口，对中国的公司进行真正的制裁，将中国的企业从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踢出去，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那时，元，或者说人民币，就将成为汽油和其他所有石油制品的兑换货币。

　　套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霸权的理论，这是一种“霸权的逻辑”。更加准确的，这是一种经典的看到了自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霸权，以一种以“预防性方式”处理挑战者的经典逻辑，也是美国学者阐述“修昔底德陷阱”时的经典逻辑：雅典的崛起，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在此次美方签署的总统行政令中，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尽管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以及更为广泛的美国整体经济中，保持一个开放的投资环境有助于美国国家整体的增长和繁荣，但这种开放必须与保护国家免受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的需要相平衡。

　　这也回答了另一个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辩论的问题：国家关注的究竟是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美国的行动，无论是之前极限施压时出尔反尔地提升关税，还是此次基于供应链安全发布的紧急状态，都证明，至少当前时段的美国是一个关注相对收益的经典的现实主义霸权国家。对美国来说，维持自身的霸权优势，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比实现自身高速发展，具有更高的价值。这同样也是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一系列“退群”行动背后的逻辑：如果相对收益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保持美国压倒性的全球优势，那么美国就宁愿背叛合作，离开其曾经主导缔造的各种机制，不惜用整体利益的绝对受损，来换取自己在一段有限时间里继续保持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优势。

　　这种逻辑的核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安全观，即自我中心的绝对安全。这种安全要求的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的非对称安全：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获得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而任何其他行为体不仅不能具有这种自由，而且连获得这种自由的可能，甚至是限制美方行动自由的可能，都不允许拥有；否则，就构成了对美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安全观，在与通信信息技术相关的国家安全实践中，已经多次得到了体现：

　　2001年，欧洲议会组织的临时工作组发布报告，指出美国的公司疑似多次借用冷战时期建成的用于监控苏东阵营的“梯队”系统，监控其欧洲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通讯，窃取价格和竞争策略等信息，然后帮助美国公司赢得订单。1999年，空中客车公司与波音公司围绕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订单展开竞争时，空中客车公司先赢后输，就是因为波音借用了这套系统。2001年报告发布后，3月中情局前局长在《华尔街时报》发表题为《为何我们监控我们的盟友》的文章，将美国政府运用“梯队”系统监控欧洲公司定义为“美欧公司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欧洲公司不使用作弊手段来对付美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