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琨七下南极：那是一个国家的地平线，一个国家的远方

　　2019年4月3日，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在北京逝世。

　　郭琨曾七下南极，两次荣立一等功。目前中国建成的四座南极科考站中，最先建成的长城站和中山站都是由郭琨率队建设而成。

　　首批南极科考队员、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极科考是国家战略，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南半球几个发展中国家从1957年就开始进入南极，中国晚了27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和民众意识到中国必须在全球有所作为和影响，在南极建站是其中绕不过去的一步。

　　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的地平线，一个国家的远方。

　　批示

　　1978年10月，国家海洋局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请示。方毅批示：拟同意，积极准备。但不一定定死，到时再看。

　　时任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后来担任中国极地研究所副所长的颜其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国际形势时不我待。

　　1959年，在南极建立了科考站的美、英、苏、日等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南极条约》。条约禁止在南极进行军事性质的活动和资源开采，鼓励进行科学考察和国际合作。更重要的是，该条约冻结了南极主权，即各国对南极领土主权的任何要求，在《南极条约》生效期间不被否定，也不被肯定。条约将于1991年到期，之后是续签还是订立新条约，会不会开放资源开采，都很难预测。

　　到70年代末，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和100多个夏季站。不但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把国旗插到了南极大陆，阿根廷和智利站居民点上甚至降生了五六个新生儿，俨然是在为未来的领土诉求做舆论准备。

　　1981年5月，外交部、国家科委和国家海洋局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首个专门机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郭琨从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调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气象专业，从事军事科技工作多年。

　　对郭琨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领域，他甚至不知道该考察哪些项目，只能从报纸上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在国家海洋局工作的颜其德被抽调到南极办，执笔编制了首次南极科考的具体计划。郭琨加工时字斟句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颜其德觉得，郭琨的协调组织能力和文字能力过硬，考虑问题细致，眼光有前瞻性。

　　刘小汉说，武衡和郭琨对南极科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用土话说就是‘上蹿下跳’。科学家谈科学意义，外交部谈外交意义和政治意义，郭琨和武衡两个主任就通过这些材料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以战略角度让领导下决心，所以郭琨实际上是个战略家。”

　　1983年9月，郭琨等3名中国人首次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席第12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

　　《南极条约》分为协商国和缔约国。协商国由原签订协议的12个国家和以后在南极建立考察站的4个国家组成。没有在南极建站的中国是获邀与会的9个缔约国之一，在国际南极事务中没有表决权。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当时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

　　会议有30多项议程。进入实质性议题时，小木槌就会敲下，请所有非协商国代表离开会场去“喝咖啡”，事后也无人向他们通报会议进程和情况。48岁的郭琨认识到，建南极站与否，“关乎国家荣辱和民族尊严”。

　　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竺可祯野外科学工作奖”颁奖会，获奖的王富葆、孙鸿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批示：“32名学者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我国应独立组建南极考察队，这件事并不简单。”

　　争议声音也很大。据估算，十年要花1.1亿。两个多月后，胡启立再次批示：“放着国内许多地方不开发，跑到南极去花钱，人们也会有不同意见。”要求慎重考虑。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建议，由国家海洋局制定建南极站的方案。“争取一立足之地，花钱在2000万以内。”国务院主要负责人随后批示：“前年就有一个报告，我一直压着未批，当然如果只要2000万，就可建一个无人站，我也同意，但一定要计算得准确些。”

　　根据领导人批示，1984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开始调研南极考察、建站的总体方案。此后，郭琨三次陪同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到李鹏办公室汇报南极科考筹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