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与中国 “洋先生”掀起思想潮(2)

　　对中国的热爱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事情的判断。尽管他被自由主义的学生和“新青年”们包围，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他认为，必须从中国自身的情况出发，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而不应该用近代西方的那些政治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他认为，现代中国遇到了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自身不同的组织起来的世界，遇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人的力量，而是无法计算的物质力量——战舰、大炮、铁路、奇怪的机器和化学制品。中国必须改革，但因为有自己长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和见解，变革将变得长期而艰难。

　　对于美国和远东、中国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家长式的”。在许多家庭中，当处于照料和保护下的青少年成长到足以宣誓独立时，就会有危机。在国家这个大家庭中也一样。“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们很可能需要许多耐心、宽容、理解和善良的愿望，把已经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赞助人色彩的传统家长式态度，转变成对于和我们平等的文化的尊重和珍视的态度。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作出这种转变，这个国家和整个远东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变得更糟。”

　　杜威认为，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容易引起误解，他劝说美国不要干预中国内政，呼吁美国“要像国家对国家那样对待中国，而且要让其他国家寻求类似独立不依的道路”，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给每个国家一个处理自己事务的机会”；美国应该取消所有的特权和单方面的关系，以便使中国人的注意力可以聚焦于改善他们自己的状况。

　　3 杜威的中国弟子们

　　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

　　杜威思想在中国广泛的传播，除了其思想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他众多中国弟子的宣传推广。20世纪初，中国不少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杜威的有郭秉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刘伯明、郑晓沧、李建勋等人。这些人回国后大力宣传杜威思想，同时用杜威思想积极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从文化教育、思想学术等各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他们对杜威的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郭秉文(1880-1969)是最早接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他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参与南高师创办，先后任南高师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他直接将杜威的思想应用于改革实践。他邀请杜威来南高师做报告，聘请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来校任教，管理东南大学时，他延揽师资，崇尚实学，并将数百名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来南高师，使之成为南高师、东大师资的主要来源。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培养，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兼顾个性发展的教育方针，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由选择学习科目或有一定限制地选课。他倡导民主治学，通过“三会制”将教授治校放在首位，在学生中实施“自动主义”，使东南大学成为实施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胡适是杜威最为知名的中国弟子，他于1910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被公认为接受和实践杜威社会和政治学说第一人。在阐释杜威的经验主义时，他说，“教育即是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经验。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人生四围的境地；即是改变所接触的不知所措，使有害的变为无害，使无害的变为有益……”经过胡适的解释，杜威的“经验”成为与“生活”相同的含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生活，便是增添经验，进行教育。这一解释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基础。

　　胡适尖锐地批评当时的中国学校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认为这是亡国的教育。1922年领导新学制改革时，他将“注重生活教育”和“注重个性之发展”列入“七项标准”中。他强调教育与生活的一致性，强调要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为发展个性教育，还主张在学校采用选科制和学分制，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教育。可以说，胡适完全遵循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蔡元培也曾说胡适“不但临时的介绍如此尽力，而且他平日关于哲学的著作，差不多全用杜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