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离开煤矿的日子

这些年，离开煤矿的日子

铜山区柳泉镇北村。 柳泉镇供图

铜山区柳泉镇北村。 柳泉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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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安湖。贾汪区委宣传部供图

在每个徐州人的记忆里，都或多或少储存着一段和煤矿有关的旧事。 而他们也很清楚，那只是旧事，一段与时代渐行渐远的旧事……

停留在过去的“骄傲”

5月初，杜彬的葡萄园开始挂籽了，他熟练地用修枝剪修理着有点干枯的枝叶，声音爽朗洪亮，“再过两个月你看，下面全是一串串的绿葡萄，漂亮着呢！”

今年是杜彬种植水果的第9个年头，在此之前，他曾是一名煤矿工人，在矿井下一干就是14年。

他还记得1996年第一次下矿的情景，坐着狭窄的“罐笼”，下到地下600多米深处，头盔上仅有一束矿灯照明，伴随着沉重的敲击声，黑色碎石沿着光线聚拢分散。人上来后，满脸都是煤灰，好几次老婆打照面都没认出来。

尽管看上去不太体面，但在矿上工作确算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徐州的“美差儿”。

1883年，韩桥煤矿开采出第一车煤炭，从此，煤城便成为徐州的标签，矿工也成为这个城市一个新的职业。

作为江苏唯一的煤炭基地，徐州的煤炭工业曾盛极一时，大大小小的煤矿星罗棋布，最多时矿工超过10万人。这里80%以上的煤炭供应苏南和华东地区，仅徐矿集团调往苏南的原煤就达4.14亿吨。与多数资源型城市的生长路径相似，煤炭产业无可置疑成为了徐州的支柱产业。

当时，进入煤炭体系工作，是引以为豪的事情。2008年前后是煤矿效益最好的时候，下矿的工人，单月工资就有7000多元，季度奖加年终奖有好几万，对于当时房价3000元/平方米的徐州来说，是一份相当优渥的工作。“当年效益好的时候，想进煤矿工作可难了，托人找关系，还进不去。”一位煤炭行业从业者透露。

不过，提起过去矿上的日子，杜彬的妻子张玉芹却是提心吊胆的。10多年前，杜彬在矿上不小心被电火烧伤了胳膊，把张玉芹吓得不轻，此后，矿上每出点事情，她的紧张便加深一分。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到点了人没回来，她便盯着墙上的挂钟坐立不安，不时去村口探探，直到熟悉的身影出现，心里的大石头才落地。

老杜家有“贴福”的传统，家里不到20平方米的客厅贴了6个福字，大女儿练书法后，张玉芹特地嘱咐她多写几个福字，贴在卧室门上，这是不善言谈的女主人祈求家人平安的最朴素的方式。说着说着，她低头叹了口气，喃喃道，“在家不管挣多少钱，总比在矿上强。”

离开煤矿后，杜彬也时常回忆那段“单纯”的日子，枯叶子修剪累了，他坐在葡萄大棚里的木凳上，看着眼前一簇簇可爱的葡萄籽，过往在矿上的那些片段在脑海飞快闪现，杜彬很清楚，煤矿曾经是徐州的骄傲，也是他的骄傲，不过那个时代已经落幕了。

迟早要来的“转折”

徐州的煤炭资源日趋枯竭，探明煤炭储量仅够开采50年，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十三五”期间，江苏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750万吨，煤炭产能836万吨。全省6家煤矿企业、20处煤矿，全部集中在徐州地区。

资源和生态的双重压力下，徐州迎来了一波波关井潮。2016年10月，随着旗山煤矿6个井口封闭，徐州城区再也没有可生产的矿井。

但长期采煤已破坏了徐州的生态，地面塌陷，“走进徐州府，先喝二两土，白天喝不够，晚上再来补”，成了徐州当年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

无论是“煤城”，还是靠煤吃饭的那10万多徐州人，都走到了“转折”的十字路口……

杜彬的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他所在的权台矿因透水被关闭。离开煤矿后，杜彬回到家乡贾汪紫庄村，跟人学栽种水果，从草莓到葡萄，从一个大棚到如今十几个大棚。刚开始的日子很艰难，技术不到位，他跑到南通、浙江、北京去找人学，葡萄大棚被雨淹，他连夜找人帮忙收葡萄，还遇过 “价低伤农”，不过都挺过来了。

4月初定芽，7月底收捡，杜彬的葡萄大棚每年忙4个月，差不多能赚个十来万，其余的时间，他喜欢钓鱼，最近在儿子的影响下，还迷上了健身。

杜彬的生活在变，他原来所在的煤矿，因采煤造成的塌陷地也“化腐朽为神奇”了，那是徐州面积最大、最严重的采煤塌陷区，面积达1.74万亩，荒野沟壑，满目疮痍。不到3年，一个比云龙湖还要大1.5倍的湿地公园、国家4A级景区——潘安湖，横空出世，成为徐州一颗璀璨的生态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