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重提“政治战”

　　看法 美国为何重提“政治战”

　　今年5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美国应重视现代“政治战”，以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威胁与挑战。这是继2018年4月兰德公司发布《现代政治战》报告之后，美国再次提出应提高对“政治战”的重视。

　　美国的“政治战”概念最早由外交家乔治·凯南于1948年提出，是冷战期间美苏进行全球政治对抗的理论基础。所谓“政治战”，主要是指从政治战略上运用整合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资源，以达到遏制战争或赢得战争的非武力斗争形式。一方面，“政治战”会动用包括外交、情报、军事和经济等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另一方面，“政治战”并不是国家间常规的外交、经济往来和常规性战争。因此，从根本目标上来讲，“政治战”意在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构成或战略决策。2018年7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题为《美国怎么打政治战》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在现代战争方面存在根本性缺陷，应改变过于依赖“军事战争”的传统做法，积极发展21世纪的现代“政治战”能力。

　　基于当前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认知与理解，美国认为现代“政治战”具有一些非常鲜明的特征：重视利用非军事手段的优势，高度依赖非正规部队力量和手段，信息领域竞争激烈，更多利用信息战，尤其是网络手段与其他手段综合使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所有利用政治、军事、经济和信息手段，胁迫、恐吓或破坏国家及盟友利益的行为归结为“政治战”。因此，它是一种对国家权力所有因素的全面应用。这表明，美国当前对“政治战”的理解与运用已经提升到了战略层面。

　　美国对“政治战”的重提与重视，与近年来美国所提出的“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等威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混合战争”是由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提出的新型战争理念，意在描述当前战争形态正在从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或“小规模的非正规战争”向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为融合的形态发展。“灰色地带”则是用于描述美国战略对手所采取的具有挑衅性、却又不至于引发军事冲突的行动策略。两者都体现了美国当前所面临安全威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即美国无法依靠纯粹的军事手段制衡和对抗实施“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行为的战略对手，只有采取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手段综合运用才能有效应对。

　　从根本上讲，美国之所以对“政治战”给予高度关注，主要出于内外两方面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美国近年来依靠纯军事手段推行霸权并不顺利，使其不得不反思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模式是否需要调整。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形形色色的反美武装与势力将美国在战场上拖得筋疲力尽。尽管美国凭借强大、先进的军事能力打垮了塔利班政权和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是依然没有能够消除恐怖分子给美国带来的威胁。特别是这两场战争加上叙利亚战争，已经造成数千美国人伤亡，消耗了数万亿美元，却始终无法真正终结。为此，美国兰德公司认为，美国“严重依赖常规军事能力，而对手争夺的则是在人民中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可以说，美国依赖常规军事力量获得的成功常常是短期和不可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发展“政治战”能力，以挽回正在丧失的政治威信与国际地位。

　　从外部原因来看，美国认为以中俄为主的战略对手正在运用“政治战”的理念与其展开全面而有效的“对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今年3月发布的《未来政治战：俄罗斯、西方和全球数字竞争时代》报告中表示，俄罗斯自2004年起就一直在实施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政治战”。美国认为其对手已经发展出在这一领域展开行动的专门能力，美国对此却不能及时反应和有效反制，常常显得措手不及。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要与形形色色的国家和非国家对手竞争，就需要发展一流的“政治战”能力。一方面，美国需重点加强三种类型的“政治战”行动能力：一是非常规军事行动能力，也就是以制造他国内乱、反叛乱、反恐和维稳为代表的非传统军事力量的运用；二是远征外交行动能力，即要求外交官在“东道国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或当地没有美国大使馆的不稳定情况下工作，以促进地方政府的法治、重建和经济发展”，实质就是在更多国家制造“颜色革命”；三是隐蔽政治行动能力，即造成对手“经济混乱、政治进程扭曲或信息被操纵”，实质就是由情报部门实施更具针对性的颠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