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鱼米如何变身日本寿司 “鮨”字如何东渡日本
▌张天慜
昨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京隆重开幕。从今天起至22日,亚洲美食节等面向大众的丰富活动也将正式开启,市民能够在活动中切身感受到亚洲文明大发展、文化大交流、人民大联欢的喜庆氛围。
亚洲美食,历来是亚洲文明的一张闪亮名片。在这次亚洲美食节中,深受人们喜爱的寿司依然是餐桌上的重要角色。日本美食“寿司”,其名由日语“sushi”直接音译而来,在日文中写作“鮨”或“鲊”。有趣的是,如今日文中用来指代寿司的“鮨”字,在古代中国竟有“咸鱼”之意。那么,中国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咸鱼的?寿司的主要成分是醋饭,也就是用盐和白醋浸泡后的米饭,这种盐醋并用的烹饪方式又是从何而来?
追溯文明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盐和醋的使用最初不是为了调味,而是为了贮存食物,寿司也正是起源于此;“鮨”字的东渡,更折射了汉字在亚洲传播的奇妙旅程。在中国鱼米变身为日本寿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亚洲文明因交流而丰富,因交流而精彩……
古代中国的咸鱼
在中国,盐的普及略早于醋。古人会用海盐涂遍鱼身,令其自然发酵后即得咸鱼,这基本就是“鮨”(yì)最原始的模样了。“鮨”字最早作为鲵鱼出现在古籍《山海经》中:“水中多鮨鱼,鱼身而犬首,其音如婴儿,食之已狂。”这种鲵鱼因叫声如小孩啼哭遂得名娃娃鱼,据说食用之后可治愈狂躁。再将“鮨”拆开来看,右部“旨”字在古代有美味的意思,所以“鮨”就可理解为好吃的娃娃鱼。此后有辞书之祖美誉的《尔雅》则给出了更专业的解释,其中记载“肉谓之羹,鱼谓之鮨。”此处的“羹”为肉酱之意,而搅碎的鱼酱是为“鮨”。所谓的酱,其中应有咸味,故鱼酱的味道自然也和咸鱼类似。战国时虽也有酿醋作坊,但百姓更爱用盐。盐的存在,即刺激了食客的味蕾,又延长了食材的寿命,所以“鮨”这道美味开始在中国变得流行。
除“鮨”字之外,寿司在日文中也可用“鲊”(zhǎ)字指代。这个字早在《说文解字》就有“鲊,藏鱼也”的表述,“藏”为收藏、贮存之意,故“藏鱼”理应为腌制的咸鱼。还有为解密万物而著的《释名》中也有相关记载:“鲊,滓也,以盐米酿之加葅,熟而食之也。”即有一种菜品名为“鲊滓”,先用盐、米将鱼腌制发酵后剁碎,再煮熟便可食用。综上所述,可见“鲊”与“鮨”大体相同,皆有咸鱼之意,两者的区别就是“鲊”字在中国流传时间长,至宋元时期依然流行,而“鮨”字则随着汉字的传播在日本落地,成为了沿用至今的常见字。
“鮨”字如何东渡日本
唐代日本史籍《古语拾遗》中有“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的记载,可见早期的日本应该还没有文字,人们仅靠语言来相互交流。那么,汉字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呢?
据考古发现,日本迄今最古老的汉字遗迹出土于公元前1世纪(弥生中期)的棺墓里,为西汉时期制造的直径为7.4厘米的连弧纹镜,上有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而可以确定年代记录的遗迹可参见《后汉书》:“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缓。”此处所提及的金印现收藏于日本福冈博物馆。此后,魏明帝曹叡同样用赠予金印的方式来和日本互动,《三国志·魏志》载:“(倭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魏廷封其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并赐“铜镜百枚”。以上两个金印内所刻的“汉倭奴国王”与“亲魏倭王”皆为汉字。据史载,从景初二年(238年)到正始九年(248年),魏倭双方使者往返两国有6次之多,此时倭人恐已能初步使用汉字。
汉字大规模传入到日本要归功于“渡来人”,主要是指从古代中国或朝鲜半岛去往日本的人。据藤堂明保著《汉字的过去与未来》所述,“渡来人”最早应是因葛城袭金彦远征朝鲜带回,在应神十四(公元403年)到二六年(公元415年)间,日本古籍中关于“渡来人”的相关记载开始增多。据《日本书记》记载,应神十五年(公元404年),百济国(东汉时古中国东北地区扶余人在朝鲜半岛建立的国家)派阿直歧赴倭教太子菟道稚郎子汉文;应神十六年(公元405年),又派学者王仁来日本,成为太子师傅:“王仁自百济来,太子芜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日本书记》)书写汉文在当时是一门专业技术,这些“渡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会专门从事文书工作,后称为“史部”。
中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