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优美的旋律报效祖国

　　用优美的旋律报效祖国(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找到了“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事业目标，立志要“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做一颗称职的螺丝钉，报效我的祖国。

　　在广西的大瑶山、大苗山和十万大山里，以及在闽东畲族地区的音乐采风中，我体验到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是人民的生活所需，音乐家应当与人民共享自己的才华与成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七十一年前，十九岁的我投奔解放区，学了革命道理，才懂得人生应该有崇高的目标；在文工团里学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才知道音乐工作者的任务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接下来的三十年，我得到国家的悉心培养，在国内外的顶级音乐学院，在祖国广袤的田野，在飘溢着美妙歌声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山间，在纪律严明的部队营房里，接受专业训练、思想教育，获得人生的历练。在世界上女指挥普遍不受欢迎的年代，我已成为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成为一个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女指挥。同时，我找到了“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事业目标，立志要“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做一颗称职的螺丝钉，报效我的祖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参加了两期由国家民委组织的对我国少数民族进行慰问演出和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在广西的大瑶山、大苗山和十万大山里，以及在闽东畲族地区的音乐采风中，我体验到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是人民的生活所需，音乐家应当与人民共享自己的才华与成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次在太行山区为三线工厂演出后，一群大嫂大姐们来到我的驻地看望我，她们激动地对我说，“看到您的胳膊这么一甩，那么多大老爷们都得跟着您转，真厉害！”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热切发亮的眼睛，姐妹们对“男女都一样”的期待，也成了永远推动我前进的责任和动力！

　　1955年初，对指挥一无所知的我被选入苏联专家杜马舍夫的合唱指挥班，一年半后回到学院，协助黄飞立教授建设了新中国第一个指挥系。1960年，我又被派往苏联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在苏联政府已不向中国留学生提供任何优越条件的环境中，我却在苏联友好师友的帮助下，于1961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二周年，在克里姆林宫剧院举行了以中国作品为主的、我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又在1962年10月2日，获得了破例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指挥一场难度很大的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公演的机会。媒体报道了演出的成功和导师对我的高度评价，我成为第一个登上外国歌剧指挥台的中国人！那时我三十三岁。

　　1978年，我四十九岁，有机会与中央歌剧院的老同志一起重建中国的歌剧院。在短短十年后的1988年，中央歌剧院带着中文版的西方经典歌剧《蝴蝶夫人》和《卡门》，参加了香港国际艺术节和芬兰萨沃林纳国际歌剧节，成功地登上世界舞台，境外媒体称赞中国歌剧的复兴表现出了“奇迹般的朝气和活力”！那时，一位芬兰瓦萨的资深歌剧协会主席非常看好我，接着五次邀请我去指挥他们的歌剧《蝴蝶夫人》《卡门》《波西米亚人》……她说，“以前没有一个客席指挥像你这样，为求更加完美的乐队效果，那么认真地为我们较小编制的乐队调整分谱，也没有人这么认真地给每位歌唱家指出他(她)演唱中的问题，以求改进！大家说，从你的手上竟可以看到总谱，你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普契尼风格！”接着她说，“郑，留下来吧，你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我回答她：“谢谢你，我很高兴能与芬兰朋友们分享我的音乐经验，但我的国家更需要我！”

　　也是1978年，我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也担任过系主任的职务，全体教师珍惜光阴，团结奋斗，教书育人，培养出了一批目前在国内外指挥岗位上卓有成绩的指挥家，如吴灵芬、陈佐湟、邵恩、水蓝、王进、吕嘉、俞峰、李心草、张毅、张弦……

　　1990年，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旨在向年轻一代介绍中外传统经典音乐的非营利民办音乐团体成立了，这就是被我国著名作曲家瞿希贤誉为“低谷中的鲜花”的“爱乐女室内乐团”。她是由总政歌剧团的首席小提琴朱丽倡议，由我国大提琴协会主席司徒志文和我共同发起的。那时，一群来自文化部各直属团体的女音乐家们，为了让更多年轻人能徜徉在中外经典音乐艺术的世界中，在六七年里把优美的、“中西合璧”的室内乐送到上百所大中学校里去。我们边演边讲，不计报酬地演出了二百四十多场。我为这些快乐无私的姐妹们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