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哈工大“八百壮士”科技报国记

　　上世纪50年代，800余名青年奔赴东北，书写知识分子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时代答卷
　　“八百壮士”科技报国记

　　“长车北上逆烽烟，一路高歌解放天。”

　　周长源曾这样形容自己“北上”的经历。他出生于浙江平湖，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1953年8月，时年23岁的周长源大学毕业，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工作，成为大学里一名边学习、边教课的“小老师”。

　　和他一起来到学校的，还有8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这支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只有27.5岁，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周长源一样，放弃了南方鱼米之乡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地处边陲、气候严寒的荒芜之地，吃着高粱米、苞米面，承担起哈工大推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重任。

　　“边学边教边建”

　　“我为什么要来哈工大？是因为‘希望’。”

　　和周长源同年来到哈工大的秦裕琨，当年只有20岁。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秦裕琨填写工作意向时，第一志愿写的是去东北。在哈工大，他的身份是“师资研究生”。在这里，这些年轻人要“边学边教边建”。

　　1950年，哈工大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学校里的中国教师只有24人。中央确定的哈工大办学方针是“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指示哈工大要“着重招收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1957年，8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承担了全校的教学任务。

　　家住上海的秦裕琨来到哈尔滨才第一次体验到东北的艰苦。“坦率地说，那时候的气候、饮食、住宿条件都很差。我们冬天戴着狗皮帽子、穿着羊皮袄，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高粱米饭。学校里有两排平房，前面一排是教室，后面一排就是我们的宿舍，我们30个人住一个屋子。”秦裕琨说。

　　在一张老照片里，秦裕琨和几个研究生同学在一起，意气风发，笑容灿烂。在秦裕琨的心中，那段日子物质上的“苦”只是愉悦心情的调味剂。

　　秦裕琨年少时曾在上海的法租界居住过，现年86岁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为什么我们在（哈工大）这里热情这么高呢？以前我在上海，看到的都是中国人受尽屈辱的样子。新中国成立了，祖国告诉我们要去国家需要的地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新的中国，我当然要去！我们终于看到了改变，看到了希望！在学校里，我看到旁边的厂房建起来了，周围的大学也在建设，中国正在发展，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那时候，我从没在晚上12点以前睡过觉。学习压力很大，可乐此不疲，唯一的问题是教课不敢讲得太快，因为后续的课程自己还没学过。”秦裕琨既做学生又任教师，白天跟苏联专家学习，晚上复习消化，并为本科生上课。

　　有时候，他刚作为学生下了课就得赶紧跑着去教课。就这样，他参与组建了国内最早的锅炉专业（后改为“热能工程专业”——记者注），编写了该专业的第一本教材。

　　1950年，比秦裕琨大两岁的马祖光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来到哈工大。在这里，马祖光也做起了“小老师”，边读研，边工作，并参与组建物理教研室。

　　1970年，马祖光和同事认为激光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决定创建激光专业。那时，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资料。马祖光在那段时间每天到黑龙江省图书馆外文部查阅资料，有时还用透明纸把图仔细地描下来，常常一坐就是一天。他摘录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晚上还要花大量时间翻译资料，第二天再给其他老师讲解。

　　“我们要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世界科技界有同等对话的权利。”马祖光说。创业之初，为尽快把激光技术推广出去，他带领大家完成了许多激光的民用项目。1976年，他们接受了第一个国家重大项目。

　　在这之后的20年里，他为这一专业设置了5个稳定的科研方向，建立了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建成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成了国家级重点学科。2001年，马祖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哈工大，马祖光式的爱国奋斗故事随处可见，学校里流传着一句话：“在哈工大，马祖光像很多人，很多人像马祖光。”

　　“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在中国高校的校训中，哈工大的“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流露出鲜明的工科生风格。哈工大“八百壮士”将这八个字，融入到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

　　对于哈工大“八百壮士”来说，上课可以算作一门“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