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典”重来，中国可以从容应对吗？答案是……

　　后SARS时代，上演最大规模应急演练

　　检验卫生应急体系，8200余人参加全国演练；国家卫健委今、明两年预计建6个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7月25日，2019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宁夏主会场。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时间设定在2020年，来自X病毒疫区——A国的XD930航班降落在宁夏银川河东机场。

　　航班上一名旅客在通过入境检疫通道时，被体温监测仪探测到发热。海关卫生检疫人员引导该旅客至医学排查室。实验室快速检测结果显示，该旅客X病毒阳性。

　　机场海关立即启动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向银川市卫生健康部门通报信息。随后，海关工作人员初步确定该旅客的密切接触者名单，登记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

　　卫生健康部门接到海关通报后，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政府；疾控人员到达机场核实疫情，旅客相关标本送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复核；传染病专用救护车抵达机场，将感染者和家人送往医院……

　　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是2019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中的片段。这次演练通过模拟突发急性传染病突然传入中国的情景，对我国卫生应急体系进行“全面体检”。

　　这是“非典”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2003年的“非典”——那场夺取了众多生命的大疫情，像一道“分水岭”，影响至今。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由此发端，并在此后十多年间快速成长，日渐完善。

　　如果“非典”重来一次，我们准备好了吗？

　　看不见的敌人

　　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会现形的微生物，尤其是病毒，是人类看不见的敌人。

　　它们以不断进化的自我繁殖方式，逃脱人的免疫系统，致人感染发病，并在彻底击垮感染者之前不断进化，与时间赛跑，寻找新的宿主。

　　流感病毒、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埃博拉病毒……人类与病毒的抗争从未停止，病毒引发的疫情一定会来，但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难以预料。

　　16年前，SARS疫情就是这样突如其来，给了人们沉重一击。2003年春天，SARS自中国广东肇始，随后一路北上，在北京集中暴发。

　　回首往事，不少亲历者对“满城尽是口罩人”的画面记忆犹新，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许树强更是历历在目。当时，他担任副院长的中日友好医院被划为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他曾在抗击“非典”的前线，和SARS病毒短兵相接。

　　疫情肆虐的初期，从政府到医疗机构，处于被动应对。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只有口罩、帽子充足，目镜、拖鞋、隔离衣短缺，也没有防护服，工作时眼睛、耳朵等都暴露在外。工作分区也较为简单，消毒设施简陋。一段时期后，各项医疗防护装备才逐步齐全。

　　官方权威信息缺席，流言四起。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货架上的板蓝根、食醋、口罩被抢购一空。

　　“应急准备、资源调配、新闻发布，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今回想起来，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毫不讳言“非典”应对中政府暴露出的不足。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政府缺少系统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准备和经验，“我们没有丝毫准备，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突如其来的疫情。”

　　各部门也缺乏配合与协调沟通，“中央和地方、医疗机构之间互不通气，感染病人的数字都统计不上来。”

　　在当时，政府因未及时公开“非典”疫情信息而饱受诟病。闪淳昌坦言，“非典”初期，信息的确不够公开透明，除了拿不到真实统计数据的客观原因外，政府也缺乏公开透明的意识，“当时没想到要把突发事件的真实情况及时、如实地向社会通报。”

　　生死时速

　　此后多年间，许树强一再经历这样的危机时刻，但情景早已今非昔比。

　　2016年美洲暴发寨卡疫情。这种主要通过伊蚊叮咬感染的病毒，尚无疫苗可预防，患者感染后会出现皮疹、发热，极少数重症患者有生命危险。2016年2月1日，我国先于WHO启动了由18个部门组成的应对寨卡病毒联防联控机制，做出防控工作部署，加强输入疫情监测，为疫情防控争取到了主动。

　　2月7日，正是除夕夜，许树强的手机被此起彼伏的拜年短信轰炸。铃声响起，以为是一通寻常的拜年电话，但听筒里传出的急促语气让他紧张：江西发现一例疑似寨卡病毒感染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