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权如何实施才有效

　　教育惩戒权如何实施才有效

　　导读：近段时间以来，教育领域出现多起教师惩戒失当的案例，如陕西一教师长期辱骂学生、山东一教师用课本抽打逃课学生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是否有必要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赋予教师惩戒权？惩戒权应该如何行使才能既确保教师履行教育管理职责，又维护学生身心健康？本期“声音版”邀请相关专家、教师、学生及家长一道进行探讨，敬请读者关注。

　　学者声音

　　以法治思维看待惩戒权入法呼声

　　□　靳澜涛

　　伴随着教师法修订工作的日趋深入，许多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重点。其中，“惩戒权入法”的呼声此起彼伏，明确赋予教师惩戒权似乎已势在必行。

　　惩戒，是学校以及教师维护正常校风校纪和确保教育管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主要目的是用以纠正学生的失范行为，实现育人目标，其在本质上同激励、表扬、说教等方式是一样的。对“要不要惩戒权”的回应似乎并无过多理论障碍。真正的难点和争议点在于：作为应然权利和默示权利的惩戒权是否需要明确入法，是否可以将其直接纳入教师法关于教师权利的规定，以及哪些行为需要惩戒，怎么实施惩戒，根据什么惩戒，等等。

　　面对实践中教师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或者过度惩戒，乃至体罚等现实问题，惩戒权的明确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确实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然而，是否将其纳入本次教师法的修订内容，特别是作为一项明示的教师权利予以列举，仍然需要仔细拿捏。只有慎重考虑其入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条文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落实中的可操作性，才能做到科学立法。

　　第一，教师法尚未明确规定教师惩戒权，并不是对实践中惩戒行为的全盘否定。惩戒，是教师进行教学管理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具有附属性和工具性，并非一项独立的权能，其最终指向仍然是教书育人之目的。目前，教师法第7条已经明确规定，教师享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等权利。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来看，惩戒权是教师实现教育教学权和指导评价权的必要与合适的手段，其通过法律解释和逻辑推理，完全可以得到立法的肯认，并将在个案中接受比例原则的严格审查。因此，针对教师惩戒权，所谓立法缺位和实践失范的理论质疑本就需要理性认识。在“惩戒权入法”的社会呼声之下，应当跳出立法中心主义的窠臼，深刻认识到惩戒权与教育教学权、指导评价权之间的层次性和包含性，并充分重视法律原则尤其是比例原则的适用空间。

　　第二，惩戒权的赋予主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主体上具有特定性。无论是山东青岛出台的《中小学校管理办法》，还是广东省司法厅公布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送审稿)，抑或中央层面最新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这些地方立法或者中央政策文件虽然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教师惩戒权”这一概念，但均将权利主体限定于中小学教师，权利行使的对象主要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不同学段教师的权利与义务不尽相同，亟须立法予以类型化规范。但是，从实然角度来看，时下的教师法作为教师行业的基本法，其权利义务的规定应该着眼于整个教师职业的共性特征，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学段的教师。因此，将惩戒权的行使条件、实施方式、范围限度、不法后果、救济途径等问题交由具体的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来明确，似乎更为妥当，如此既有助于推进惩戒行为的规范化与法治化，也确保了法律条文的自洽性以及不同立法之间的衔接性。

　　第三，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均禁止体罚与变相体罚，但是鲜有立法条文进一步明确规定何为体罚与变相体罚。如果教师法正式载入教师惩戒权，社会公众会渐次叩问：什么是惩戒权，它的边界在哪里，内容和形式又是什么，哪些行为不属于教育惩戒的范畴，惩戒与体罚、变相体罚如何区分，这些都是较为棘手的理论问题，学界尚未形成共识，现有立法也语焉不详。如果抛开这些争议问题，只是模糊地将“批评教育或适当惩戒”作为教师权利之一，必将面临立法语言的精准度质疑和现实中的权利滥用问题。况且，在实践中，学生及其监护人对体罚与变相体罚的理解往往趋于泛化，教师过去经常使用的罚站、罚作业等惩戒手段不时被认为是体罚或变相体罚，对学生的训诫也有可能被贴上“侮辱人格尊严”的标签。如果明确赋予教师以惩戒权，却又漠视其行使范围和实施强度，显然缺乏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必将使得教师惩戒权的运用更加形骸化，由此产生的矛盾纠纷不容小觑。对于多数教师而言，仍然会基于尺度的拿捏不准而不敢举起“戒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