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民：“我的父亲用石印机给红军印布告”

　　遵义市民：“我的父亲用石印机给红军印布告”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遵义市民：“我的父亲用石印机给红军印布告”

　　新华社贵阳7月10日电 题：遵义市民：“我的父亲用石印机给红军印布告”

　　新华社记者李惊亚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台石印机，李梦常经常去看它，仿佛看望一个“旧相识”。

　　“我的父亲李炳文，当年用这台石印机给红军印刷过布告。”家住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75岁的遵义市工商局退休干部李梦常说。

　　1935年，李炳文23岁，刚结婚不久，在现在的遵义市红花岗区新华路重百商场附近租房开了一家石印社，取名“李记”石印社。当年，红军路过遵义城，因为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很多商铺关门躲避。李炳文觉得自己的石印社是借钱租房开的，店面很小，应该不会有问题。所以1月红军到遵义时，李炳文照常开门营业。

　　当时，红军需要印刷大量的宣传品，只有“李记”石印社开着门，于是，红军把要印刷的内容送到李炳文这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红军战士给我父亲做工作，说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还嘱咐说这些资料非常重要，一定要保密，更要保存好，我父亲答应了。”李梦常说。

　　红军将李炳文印刷好的布告四处张贴，布告上盖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大红印章。

　　由于红军第一次离开遵义时走得匆忙，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遵义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展开大清查，要求老百姓上交红军在遵义时留下的物品，包括纸币、印刷品等，如果不主动上交，一律按“通共匪”的罪名论处。李炳文给红军印刷过东西，自然成为国民党重点清查的对象。

　　石印社的后面就是李炳文夫妇住的屋子，国民党来店里清查，屋子里李梦常的母亲余惠芳听见了，心里又害怕又担心，因为资料还保存在家里，就藏在她陪嫁的一只帽桶里。

　　“我母亲急中生智，把陪嫁的另一个帽桶里的米倒在装有资料的帽桶里，国民党进屋搜查时没有发现，他们这才逃过一劫。”李梦常说。红军第二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联系红军，把遗留的资料交还给红军。

　　新中国成立后，遵义会议纪念馆成立，李炳文店内的石印机作为藏品陈列在纪念馆里。“李记”石印社后改名为“文风”石印社，一直开到1956年。而当年余惠芳藏资料的那个帽桶，李梦常至今还珍藏着。

　　“在我幼时记忆里，我的父亲在这台石印机旁边忙碌，现在我的子孙辈会去遵义会议纪念馆，瞻仰这台石印机，和它合影。”李梦常说，父辈做的事，是这个家庭永远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