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译版真理书的前世今生：藏身黑暗，依然甘甜

　　【编者按】时代向前，历史空留，穿行其间的精神却亘古而恒定。打捞散落的故事，学习不变的精神，我们特别推出“学习故事”专栏，以理论学习为出发点，以故事为载体，带您重温近百年间，我们党永恒的初心。

　　黎明前的黑暗，最能抓挠期盼的人心。

　　在1920年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一本小册子的悄然问世与手口相传，正恰似划过黑暗的一簇火光，抓住了无数进步青年渴盼光明、谋求改变的拳拳之心。

　　它的名字，是《共产党宣言》。

　　它的出现，让山河大地暗流涌动，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第一次出版的1000本，也成了开天辟地、改变中国的星星之火。

　　一

　　其中一册，在衣冠冢中，燃了22年。

　　那是1928年的冬天，家住宁波霞浦镇的老张家，给二儿子静泉办了场丧事。

　　乡亲们都感慨，老张家没福分，儿媳过世没多久，二儿子也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怜可叹。

　　神色哀戚的老张却并不多言，只静静望着长岗上的合葬墓。

　　他知道，墓里虽不是儿子，却是儿子的命。

　　几天前，二儿子行色匆匆回到家里，把一批文书交给父亲，嘱托他保管好，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本1920年8月首版的《共产党宣言》。

　　儿子在外面“干大事”，他交代的东西必然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但他不知道的是，而今白色恐怖盛行，二儿子是冒着怎样巨大的风险，才把这一批文书带出上海，交到他的手上。

　　没有多做停留的儿子，趁着夜色又返回了上海。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老张明白，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庇护这个“在党内有重要任务”的儿子了。那么，他留下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守护好。

　　一夜辗转。

　　几天后，老张为儿子办了这场邻里皆知的丧事。谨慎的他甚至没有将儿子张静泉的全名刻于碑上，只写着“泉张公墓”。

　　那一叠从儿子手中接过的珍贵资料，就静静躺在空棺中。

位于北仑霞浦霞南村长山岗上的张静泉衣冠冢

　　从这一天开始，名义上的二儿子不在了，但二儿子最宝贵的东西就在自己身边。

　　老张守着秘密，也守着家。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一定能为远归的儿子拍拍肩膀上的浮尘，再把这叠资料，郑重地交还给他。

　　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抗战胜利了，儿子没有回来；新中国成立了，儿子依然没有回来。

　　老张觉得，等下去，似乎也没有意义了。

　　既然儿子没有机会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交给党，那自己一定要替儿子完成这个任务。1950年，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老张，亲手把资料取出，捐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

　　1955年，或许是无憾的吧，老人完成了对儿子的承诺，离开了这个世界；又或许，他是遗憾的吧，自从27年前那匆匆一面，他再也没有机会告诉儿子，自己已经把这一簇革命的星火，完璧归赵。

　　二

　　相同的时间线上，另一册《共产党宣言》，却在炮火与战争中接力。

　　那是1926年的正月，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省亲，带来了这本《共产党宣言》，她把这本册子郑重交给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党员都应该学一学，它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知道今后走的路。”

　　仿佛平地一声惊雷，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就此无声地点燃了沉沉黑夜里的村子。

　　饱受压抑的村里人看到黑暗撕开一道裂口，那里有光明和温暖。

　　夜深人静里，刘良才带着村民，一字一句细细学习这本红色的“大胡子书”，小小的村庄在这本册子的指导下，开展了“砸木行”“吃坡掐谷穗”运动，成了远近闻名的“小莫斯科”。

　　1931年，刘良才赴潍县任县委书记。临行前，他将这本改变了村庄命运的“大胡子书”托付给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

　　1932年8月，博兴暴动失败，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捕的刘考文，又把《共产党宣言》交到了为人忠厚低调的共产党员刘世厚手中。

　　随后，两人先后就义。

　　刘世厚明白，这本改变命运的册子，不能落在敌人手里。

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1933年，他带着《共产党宣言》义无反顾地离开故土，沿路乞讨为生，一去就是4年零8个月，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到村子。

　　1941年的一个雪夜，日伪军血洗村子，从床底到粮囤，炕洞到墙眼，刘世厚在危难中几经辗转，保住了《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