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典范”三重涵意 习近平纵论上合组织
中新社北京6月15日电 (记者 张蔚然)上合组织峰会1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提出要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包容互鉴的典范”,呼吁“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继在上合青岛峰会提出五观——即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之后,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峰会提出四个“典范”,向外界释放了何种信号?此间国际关系专家分析了中方主张背后的三重涵意。
6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首先,对上合组织自身而言,四个“典范”是对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的具体化。
继青岛峰会宣言写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比什凯克峰会宣言提出,“倡议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十分重要”。
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认为,连续两届峰会写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此二者作为上合组织发展方向的定位得到强化。四个“典范”是中方为推动落实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具体目标而提出的重要主张,相当于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搭建了四个支柱,划出了合作重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顾问、前院长季志业说,尽管上合组织内部有时也存在不同意见和想法,但各方能通过协商克服分歧,追求共同安全与合作发展。正是这种理念帮助本地区多年来总体保持了和平、发展、合作势头。四个“典范”亦是对上合组织成功经验的一次凝练总结,有助于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其次,从地区和全球范畴看,四个“典范”可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借鉴。
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愈演愈烈,个别大国奉行本国利益优先,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在履职方面或多或少遇到困难或压力,自去年以来一些多边声明甚至出现“难产”的情况。鉴于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韩璐认为,中方提出的四个“典范”意在通过打造团结合作的上合“样板”,给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带来更多信心和正能量。
习近平在讲话中亦指出,上海合作组织要完善伙伴关系布局,鼓励观察员国、对话伙伴更广泛参加各领域合作。
邓浩说,考虑到上合18国均属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有一致或相似诉求,如果未来能推动不断完善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三位一体合作结构,充分挖掘协调合作潜力,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榜样效应”有望进一步放大。
再次,从务实合作角度看,四个“典范”为上合组织开启新征程提供了思路和路线图。
四个“典范”分别对应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不同领域,覆盖了上合组织合作所有重要方面,专家认为中方主张和建议既有现实针对性、又体现务实精神。
韩璐举例说,所谓“团结互信”,是对外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有针对性回应,同时,内部扩员后,上合组织也需要更好维护组织发展“初心”,坚持“上海精神”。所谓“安危共担”是考虑到地区存在的安全风险,地区形势虽保持总体稳定,但极端主义分子回流风险上升,阿富汗问题给中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需要各国进一步携手应对。
务实精神则体现在习近平围绕四个“典范”所作具体阐述之中。比如,他提出要“着力构建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培育合作增长点”,“愿在陕西省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愿意适时举办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等。
季志业认为,这些建议围绕上合组织发展重点、难点甚至痛点,指出了合作发力点和潜在增长点。尤其是农业、医药卫生等领域合作可帮助满足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紧迫民生需求,合作过程中还能促进各国民众相互理解和友谊,让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深入人心,而非停留在政府层面,其潜在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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