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外逃25年 回国投案时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

　　17年、20年、25年…逃得再久都难逃天网

　　5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畏罪潜逃多地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程鹏被抓获。

　　4月25日，潜逃20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会计兼该局基建办公室会计姜世强，到北京市海淀区纪委监委投案自首。

　　4月22日，红通人员、广东省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原董事长梁泽宁被新加坡执法部门遣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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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反腐败追逃追赃捷报频传，“天网2019”行动的成绩单不断刷新。一个个成功案例背后，是监察体制改革蕴含制度优势的充分释放，是坚持稳中求进、“质”“量”并重，不断提升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推动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制度红利带来强大合力，进一步夯实基础工作

　　3月28日，看到外逃17年的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于善福如期从珠海拱北口岸入境，在此等候多时的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曾军长舒一口气。

　　去年1月，三水区监委成立后，区检察院将于善福案移交区监委办理，从新西兰追回于善福的任务由此落在了曾军带领的工作专班肩上。

　　于善福外逃时间长，线索中断多年，对他的追逃曾被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曾担任反贪局副局长的曾军硬是从“不可能”中找到了曙光，通过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争取到于善福重要关系人的支持配合，为成功劝返创造了条件。

　　“于善福的归案，得益于市、区两级监委切实扛起追逃追赃主办责任，也得益于有效整合公检法、金融机构等单位力量，织密线索排查网络。”曾军介绍说，于善福案充分体现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3月4日，曾在取保候审期间出逃国外、后又偷偷潜回国内的深圳市罗湖区原地税局干部陈丹霞落网。此时，距离深圳市纪委监委第五审查调查室承办该案仅3个多月时间。

　　记者了解到，陈丹霞案原本由罗湖法院办理，由于缺乏相应的办案手段和条件，导致陈丹霞一直未能归案。深圳市追逃办接手该案后，及时充实办案力量，追逃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进展。比如，在市公安局支持下，从前期摸查到后期抓捕，均做到了精准推进、有的放矢。

　　通过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办理追逃追赃案件的资源和力量得以有效整合，上下一体、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更加明确，构建起反腐败协调小组统筹指挥、立案单位力抓主办、成员单位强化协同、外逃人员所在单位积极配合、追逃办督办协调的工作体系。

　　整合资源力量、健全工作机制，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基础工作更加扎实。今年1月，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谢浩杰从菲律宾被押解回国。在办理谢浩杰案过程中，专案组调动各方力量，既摸清谢浩杰外逃轨迹，又全面梳理其重要社会关系、出逃前生活状态和交往轨迹；通过多次反洗钱查询，获得涉案人员、涉案企业几十万条大额交易流水数据，冻结谢浩杰夫妇无锡本地多个银行账户，查明了谢浩杰涉嫌犯罪的基本事实。

　　4月1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牵头开展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帷幕。与前些年由最高检牵头开展专项行动相比，彰显了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以及由此带来的职责转变。这也预示着，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追逃追赃工作势必收获更多制度红利、激发更大治理效能。

　　突出重点领域，释放无死角、零容忍明确信号

　　“你是席飞？我们是海淀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3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某小区，面对有如神兵天降的追逃人员，外逃16年的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席飞在短暂的错愕之后转为释然，像是等到了另一只靴子落地。

　　2002年至2003年间，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购买了一批房产。席飞作为主管领导，竟动起歪念，通过各种手段将其中4套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2003年4月，在海淀区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时，席飞已不见踪影。

　　监察体制改革后，北京市区两级追逃部门聚焦重点个案，把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职务犯罪外逃案件作为突破重点，实行一案一策、综合施策，席飞案随之迎来转机。今年3月15日，随着席飞偷偷潜入国内，“收网”进入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