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五四运动”现场：一百年前这一天

　　一百年前这一天

　　最初，那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常的周日。上午10点多，后来被称为“学生领袖”的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才刚刚从城外回到学校的“新潮社”。一个同学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的学生推举北大起草，我们推举你执笔。

　　罗家伦觉得“不容推辞”，便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写了篇100多字的小文，用了当时刚兴起的白话文。写后只字未改。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

　　其时是1919年5月4日，大清王朝灭亡了7年多，北京的大学生对抗议的流程已经熟门熟路：他们提前开了动员的学生大会，向同学们筹到了款项；送了英文的备忘录给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还连夜做了条幅、标语——标语分中西不同文字，为了让外国人也能看懂。

　　此刻，只差一份向大家说明学生心愿、唤起大众支持的行动宣言了。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对参与者而言，也许最想不到的事情，便是在他们吼出自己的声音之后，“全国工商各界”真的都愤而起来，翻开了现代中国的一页。

　　“我们……对于现状极力攻击，无非想打破‘非人主义’而极力唤醒‘人’的生活”

　　很多年后，这些学生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他们之所以奋起做那样一件事，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转移学风有关。

　　北京大学曾以它守旧的传统而闻名于世——罗家伦每每说起“五四”，总会强调这一点。

　　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诞生之初，“进士馆”里读书的“学生老爷”们，往往随身带个听差。上课铃一打，听差就喊“大人上课了”。当1917年罗家伦入学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依旧官气甚浓，许多人在政府各部“挂名兼差”，对学术毫无兴趣。

　　但1917年，因为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种风气迅速地改变了。

　　罗家伦遇到的，是一个正萌发出新气象的北京大学：大学由教授们管理，兼容并包。几个不学无术的“英国下等流氓”被辞退了，改由辜鸿铭来教授英文诗歌——辜鸿铭脾气古怪、政见惊人，但学问很好，把英国诗歌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几类，罗家伦既觉得欣赏，又“想笑又不敢笑”。前清举人陈汉章也是教师，以博学著称。罗家伦记得，有一回他问陈汉章“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对方说“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两个小时后，罗家伦拿到了一封信，上面列了27条关于弹词起源的线索，没有给出结论。

　　他们的同事则包括精通文言文却提倡白话文而被这帮人当作“神经病”的钱玄同，刚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没有博士文凭、主张激进的陈独秀，乃至“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刘半农……除了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已经40岁“高龄”，这几位都在30岁上下。

　　而陈独秀，还带来了他主办的刊物《新青年》。

　　在《新青年》上，陈独秀写过他理解的青年该有的模样：“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1917年考入北大的学生杨兴栋记得，一进大学，就发现北大课外的艺术活动特别多：画法研究会、音乐讲习所、新闻研究会……而且请来的指导老师都是一流的。比如《京报》主笔邵飘萍，就是新闻研究会常见的嘉宾，五四运动发生前那阵，他每周日都会为同学们演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

　　罗家伦最喜欢的，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一位先驱。那间办公室是师生聚会的场所，屋里“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新兴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这里最常见的话题。

　　罗家伦与傅斯年是仅有的两个天天要去图书馆主任室报到的学生，他们也是后来五四运动在北大的主要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