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卖画保古建 不避讳给副市长及秘书司机送过字画

　　冯骥才坐在自己位于天津大学的会客厅里，谈起他的天津情结。会客厅里摆放着他从全国各地搜罗的古董，有嘉庆年间的雕花屏风，也有天津老宅的旧门楼。他在天津旧时的租界长大，听过很多租界里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故事。他的父亲在银行做事，小时候父亲跟他讲过一个银行职员与外国牧师的女儿谈恋爱，结果被外国人追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冯骥才一直记着，他把这个故事改头换面，写到了自己最新的小说《单筒望远镜》中。

资料图：冯骥才。中新社记者 张道正 摄

　　“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荒唐离奇的事。”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天津本土民间传奇进入冯骥才的小说，评论界以“历史小说”“民俗小说”“津味小说”概括，冯骥才认为都不确切。天津这个地方有其特殊性，冯骥才称之为“华洋杂处”。上世纪初，天津老城与外国人在天津开辟的租界遥遥相望，冯骥才多部小说以此为时空背景展开。以旧天津华洋并峙的权力、文化空间搭台，表现中西文化接触、交流、冲撞时的种种反思，是冯骥才小说中一直延续的重要主题。

　　双城对看

　　同是租界城市，上海杂糅，而天津刚猛。这与天津租界的设立方式与民族文化心理有关。天津有 600余年的建城历史，但真正崛起是在近代。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绕过大沽炮台，从北塘登陆，里外夹击，拿下天津，旋即要求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口岸开辟后天津发展迅速，由一个近畿的府属县城，变成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市。

　　旧的城市空间被打破，而且是以一种被迫的姿态。1858年到1860年，英法等国相继在距天津城两三公里的地方各处圈地，划定租界。至20世纪初形成九国租界，面积累至23000余亩，是老天津城的八倍，对老城形成踞压之势。在夹枪带血的被迫近代化过程中，天津也迎来自己的巅峰，上世纪20年代一度超过北京成为北方经济中心。因为开埠，一些南方的大户也北上移民做买卖，这些人都在租界里居住，其中就包括冯骥才的爷爷。

　　崛起与屈辱一体两面，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笼罩下形成了独特的地理空间结构。与上海的租界“不断溢出”相比，天津的租界与老城的地界分野更明确。天津人好奇租界、羡慕租界，更提防租界、抵触租界，也畏惧租界。而租界当局也有意强化空间分隔(如英租界1866年就颁布过《天津土地章程和通行章程》，完全排斥本地华人在租界内租地、盖房或居住)，使天津形成了独特的双城对峙模式——住在老城的天津本地人和住在租界的洋人与外地人“刻意维护各自的空间个性，拉开华界天津与租界天津的文化与心理距离”。

　　《单筒望远镜》是冯骥才利用构设文化冲突的又一文本实践，正如学者李永东所言，“差异性的空间被赋予文化身份与民族观念的表意功能，从而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双城记。”小说一开始就构建了两个异质的象征空间：位于老城的欧阳老宅与位于紫竹林的莎娜家。冯骥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开篇描写的大槐树下欧阳觉一家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原型参照自己的家族，富有儒商气质的欧阳觉父亲与自己的爷爷相似。

　　小说主人公欧阳家的二少爷欧阳觉，住在老宅中槐枝最茂密的一进房。欧阳觉的情人、法国军官的女儿莎娜住在紫竹林租界里的一座红色尖顶洋楼。而小说叙写的异国恋生发于第三空间：老城与租界之间的荒野中一座废弃的小白楼。既不挨着老城，也不沾着租界的小白楼隐喻着欧阳觉与莎娜爱情只能生存在剥离各自身份的真空地带。欧阳觉与莎娜的相识，折射着两种异质文明互译、互看、互读的种种尴尬与困境。初次相遇，莎娜将欧阳觉的名字读错。源于夏禹后裔的“欧阳”姓氏，暗示着华夏文明的古老血统，在外国人莎娜嘴里却变成了不伦不类的“熬羊脚”。

　　冯骥才认为即使是现在，中西方之间仍然有很多问题，看待与想象彼此都存在误读。这也是他在小说中想要探讨的问题。

　　如果说欧阳觉与莎娜的交往代表着文明初遇时彼此的好奇与渴望了解，那么其他华人的心态则体现出本土文明对外来文明提防的一面，无论是欧阳觉的大哥还是在租界做生意的马老板，都苦心劝说欧阳觉不要再为莎娜往返租界，“怕会闹出人命来”。 这就回到小说的暗线，庚子年(1900年)天津城的殖民空间格局。当时北方一带义和团与洋人教士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列强要求清政府出兵镇压，否则就出兵代剿。大批义和团成员在天津设坛口、焚教堂，并于6月集结在紫竹林外攻打租界。小说里，欧阳觉去紫竹林租界找莎娜，却意外被义和团掳去，卷入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