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炜：小米模式是天才的构想，它的未来是“物联网化”

　　文 /  施炜，华夏基石领衔专家，著名管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本文根据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施炜博士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一、基础和前沿技术的创新中心目前还不在中国

　　主持人（王玥）：我们这一轮讨论的话题是新技术驱动下的战略和生态。最近这几年出现一波新的技术推动新的商业模式。有人说，过去五年，接下来二十年，中国都是全球的创新中心。请问施老师，您怎么看“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甚至会成为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心”这个观点？

　　施炜：很难判断。如果从创新的人数、创新的规模、创新的频次来说，可以说中国是创新的中心。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人在创业和创新。光是一个区块链，可能就有好几十万人创业。如果从基础性的、前沿性的技术来说，我觉得结论还不太乐观。比如基础技术像芯片技术、计算机算法、新材料、智能装备等方面，创新中心应该说不是在中国。我大概是这么一个判断。

　　二、“从模仿到创新这条路上，模仿这段走完了，创新刚开始。”

　　主持人（王玥）：您的观点是基于技术底层的商业模式创新还不太乐观，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施炜：探讨基于技术的未来的战略转型，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把中国企业成长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从大历史的概念视角来看，中国企业现在走到什么程度了？面临什么问题？前几天，和一位人大学弟，他是美国大学里的战略学教授，一起交流中国企业有什么真正的问题。我用一句话概括：“从模仿到创新这条路上，模仿这段走完了，创新刚开始。”

　　有一次我在人大论坛讲过，中国企业的最佳实践，概括起来就是两个。一个是消费品公司，国内市场的最佳营销实践“深度分销”。另外一个是华为，以华为为代表的工业品企业的最佳实践“后发赶超”——原来没什么技术基础，现在要赶超。

　　“后发赶超”这整个过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模仿到创新”。《从模仿到创新》是韩国人金麟洙写的一本管理学书籍，以三星、LG为案例来描绘企业的创新过程。观察全世界的企业，从“后发赶超”的模式来说，只有很少企业成功了。比如三星，可能是“后发赶超”里面最成功的一个。三星的显示屏和存储芯片是世界级领先的。今年三星的业绩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每买一部手机，都要贡献几十美金给三星。三星为什么能成功？变量挺多，但一个真正的创新赶超型的企业在治理结构上要有特点。三星家族三代人有60～100年的长期战略行为。再观察日本的丰田，经过五六代人的治理，现在主导权又回到丰田家族手中。

　　“后发赶超”的必要条件是治理结构。中国企业在长期追赶中如何形成一个长达100年左右稳定的治理结构，这是技术领先、技术赶超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很多企业不具备这个条件。有的企业没解决接班人问题。现在看起来，在几个大企业里面，还是美的乐观一点。美的现在的接班人方洪波，我比较熟悉，他比我还小若干岁，还能够干很多年。这样的话，他会有长期行为。而有些企业，后面的持续稳定治理问题其实没有解决。

　　中国企业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要赶超的充分条件是企业家。企业家必须是战略家，有长期眼光，比较敢于压强，还要能看清楚技术的趋势。但现在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太少了。

　　大家按照我这个分析框架思考一下，可能99%的企业在治理结构上不符合要求。在剩下的1%的企业里面，领导力是否符合？答案也不乐观。重申一下，模仿阶段过去了，现在要真正攻关，积累一些基础性的、平台性的核心技术。而大部分企业在这方面遭遇瓶颈。

　　三、技术应用期对谁是机会，依据技术分类而定

　　主持人（王玥）：接下来的5~10年，中国会成为一个原创新的发生地。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在过去的这几年，无论是我们国家层面推的“双创”，还是很多大企业推动的内部创业生态圈和内部创业平台，做得轰轰烈烈，背后是技术驱动，一波技术开始进入应用期，那么，到底这波技术应用期对大企业是机会？还是对小企业和创业者是机会？

　　施炜：这个题目要具体分析，因为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首先要对技术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