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及其特征

　　论“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及其特征

　　□ 李向阳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为实现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而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有别于以规则为导向的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建设以发展为导向，着力破解“发展缺位”这一全球治理难题。以发展为导向的“一带一路”建设把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作为重要目标，始终从各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推行多元化的合作机制，致力于打造以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深入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与现有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规则导向相比，“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发展导向。过去几年来，这一特征正在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在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中，无论是多边合作机制还是区域合作机制都把首先制定规则作为前提条件。这种规则导向固然有利于合作机制的运行，但也带来一个明显的弊端，即许多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面对复杂的规则门槛难以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之中。而以发展为导向的“一带一路”建设则不然，它以共同发展为优先目标，不以设置规则门槛为前提条件。“一带一路”建设始终从各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行多元化的合作机制，致力于打造以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它既可以与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又与现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

　　(一)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导向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奉行丝路精神，充分体现了共商原则。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通常是在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近似、文化上相通、政治上认同的国家之间首先形成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但又不限于此，从而超越了传统地缘、经济、文化与社会制度因素的限制。延续2000年的古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古丝绸之路作为纯粹的运输通道并无特殊的价值，但它留给世界的最宝贵遗产是丝路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开放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在传统的多边与区域经济合作中，地理上的毗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决定了这些国家之间通常并不需要以互联互通为前提。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不然，它们中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以六大经济走廊为例，除了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的欧洲国家之外，其他五个经济走廊的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按照联合国发布的基础设施发展指数，这些国家整体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亚洲经济要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的资金高达22.6万亿美元，每年需要1.5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要求，这一额度还要提高。而多边开发银行为此所能提供的融资规模只能满足其很小一部分。巨大的融资缺口使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不仅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也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障碍。“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推动互联互通，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适应了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性，体现了共建原则。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从低级到高级有多种合作机制：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经济共同体、政治经济一体化等。但在特定阶段，它们的合作机制都是相同的。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多种合作机制并存，主要原因是沿线国家存在差异性。为了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一带一路”建设并不寻求构建统一的合作机制，而是接受多种合作机制并存。比如，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中，存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合作机制；到了南亚地区，主要的合作机制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延伸到西亚地区，中国与海湾合作组织正在致力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框架下同一地区有不同类型的合作机制，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机制也各不相同。这迎合了一句中国的古话，“遇山开道，遇河架桥”，只为了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