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 扩招能解决“技工荒”吗

　　高校扩招20年⑦扩招能解决“技工荒”吗

　　二十年来的高等教育扩招，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普通高中升学率从1998年的46.1%跃至2016年的94.5%，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迈入大众化的轨道。高职教育借此东风也得到快速的发展。高职学校由1998年的近百所猛增至2017年的1254所，高职(专科)院校招生351万人，占普通本专科招生总人数的47%(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8年、2017年)，已经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可是，我们也看到，虽然高职的培养方向是为一线服务的高层次管理、技术人才，但是扩招并没有很好地填补中国技术工人的缺口。据全国总工会报道，2017年我国的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仅为5%，与发达国家40%以上的数据相差甚远。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高职扩招二十年却没能解决技工荒的问题？

　　高职的政策变迁：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

　　高职发展的二十年，经历了规模扩张和内涵建设两个阶段，但是在技术工人的培养方面，仍存在不足。

　　高职院校的前身是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短期职业大学。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应考虑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标志职业教育开始“恢复”。1980年发布的《关于中等教育机构改革的报告》，强调“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82年国家把发展职业教育写入宪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时期所推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被否定，职业教育回到制度化、正规化的发展体系之下。面向精英的普通教育与面向工农子弟的职业教育开始分立并行发展。当时，尽管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主导方向，国家也在1980年代初推动短期职业大学的建立，这些学校实行“走读、收费、短学制、职业性、不包分配”，与普通高校区别开来。

　　199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大规模安排10万人专门用于高职教育的招生，高职从此进入规模扩张阶段。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下岗的背景下，国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采取高校扩招的政策。另外，国家开始考虑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纳入国民经济的链条之中，刺激居民使用储蓄存款，拉动内需。当时的扩招采取的是“三不一高”的政策，也就是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再使用就业派遣报到证，国家不再统一印制毕业证书内芯，以学生缴费为主。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8、2006年，高职院校的数量从1998年的101所，飙升到2006年的981所。

　　可是，高职招生的量变未必直接带来质变。2004年，“民工荒”开始席卷沿海地区，其背后实质是技术工人的短缺。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推动高职教育从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建设，将就业率及就业质量作为衡量高职院校绩效的主要指标，遴选百所国家示范性和骨干院校。另外，为了加强高职的“职业性”和“应用性”，2011年，教育部将高职高专处从原来的高等教育规划司划归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技术人才培养的瓶颈

　　但是，这小部分的示范单位难以拉动多数院校的发展，主要受制于经费这一长期薄弱环节、人才培养重白领轻蓝领的导向，以及理论与生产实践的脱节。

　　经费短缺

　　高职院校经费投入结构中，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学费占比接近9成，其中，公共财政投入比重超过5成。2014年，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 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要求2017年全国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万元。当年，教育部在全国开展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专项调研，发现大部分地区高职生均拨款只相当于普通本科高校的50%左右，但事实上办好职业教育需要有大量的实验实训设备、教师培训和校企合作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其办学成本远高于普通教育。截至2016年，地市属公办高职院校未达标的比例达到38%，行业(企业)属公办院校未达标的比例达到67%。

　　许多中西部的地方高职只能通过负债来发展。据我们了解，位于中西部地区如兰州的一些高职院校负债上亿，已经严重影响到图书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学生管理和活动经费，只能通过疯狂扩招收学费来弥补缺口。近年来媒体曝光一些职业学校的违规事件，兰州、云渝和四川宜宾等地的职校，成为“输送学生工”的包工头，以实习的名义把学生输送到沿海地区的工厂做廉价劳动力。尽管2016年颁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已表明，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以及顶岗实习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可是由于学校经费不足以及利益的驱使，不少职校毅然罔顾法律，铤而走险。

　　重白领轻蓝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