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画中 活在边缘

　　身在画中 活在边缘

　　着火的船桨。受访者供图

　　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25年后，刘声还是个“不出名”的画家。他只有一次在公众场合登台的经历；网上对他的报道一只手数得过来；他的工作室从广州市大沙村搬到金沙湾，再从金沙湾搬到西三村，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

　　他的画笔也都在边缘打转，画中的人有理平头斜眼打电话，从脸到腰黑得像炭的包工头；有穿着雨靴赤膊上阵肌肉紧绷的农民工；也有一群围观拆迁面色沉重的村民。他们是劳动人民，也是一群要辛苦“揾食”（广东方言，指谋生很难——记者注）的人。

　　有时候，刘声看上去和画里的人相差无几，他不高，平头，黑皮肤，T恤牛仔裤套件冲锋衣，不止一个人说过，他像个包工头。

　　因为想要弄懂“人在遭遇环境改变时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逻辑”，他拿着相机走在一个个城中村，那些影像最终被他的画笔定格成一幅幅水彩画。

　　高耸的水泥桥下，农民在水面上孤零零地撑着木板；交叠的木材上，看不见脸的民工枕着手臂侧卧着睡了，扭曲的后背打了几个结；或者干脆是一堆被塑料胶带缠绕的泡沫盒子，水渗到地面，再流到一堆五颜六色的垃圾袋上……

　　像很多画家一样，他也关注过那些充满“装饰性”的东西，但创作一直断断续续。他跟着美院的老师去陕西写生，盯着人文建筑和山水风景，“就是不快活”。可一闻见水产市场的腥味儿，看到工人光着膀子的肌肉线条，他整个人立马打起十二分精神。

　　他的画里出现过一个面部黝黑的男人，挺着肚腩，兀自站在横七竖八的水泥石块上望着远方，脸上挂着的一抹红说不清是突起的筋结还是挣扎后的血迹，下半身被残破的水泥柱子替代。

　　那是他从村民口中听说的钉子户，因为“硬扛”，那栋楼头顶着高速公路大桥耸立了10年。

　　“经济发展了，城市向乡村扩张，拆楼、建楼是前几年最有代表性的冲突。”刘声指着画说。

　　比他小几岁的房东也被塞进了画里。大水漫过膝盖，他就那么伫立着，脸上没有表情，背上是一整棵被水冲烂了的芭蕉。

　　房东从小跟着父亲种芭蕉。赶上房地产崛起，高楼大厦入侵，珠三角的地价陡涨，他租不起本地农田，干脆找上几个哥们儿，跑去粤西包下了100亩耕地。

　　这片芭蕉地遭遇过台风“山竹”的侵袭，损失惨重；还有一次被水淹，他趴在泡沫板上拼尽全力才游出来。

　　“丰收价格就低，遇上自然灾害反而高，可那时候他也没货。定价的话语权不在他们手上，到现在还是靠天吃饭。”刘声叹气，他听说房东的祖辈就是流浪到西三村安家种田，因为时代环境变化，现在他又不得不外出流浪。

　　“人生活在一层层的网中，因此很多人不愿表达，他们真正的生活没被看见。”刘声认为，这些小人物才是中国的大部分，他们背后的问题复杂又普遍，“有时代共性，有大把机会，也有对改变命运的期待。”

　　画下这些作品时，刘声的耳畔常常伴着打桩又拆掉的“咚咚声”。2016年，他搬来西三村，画室是个种着两棵树的小院子，被一幢拆迁楼堵着。

　　这是广州番禺区的南浦岛西北角，一条高速公路横穿过去，把村子割成两部分。拆了建、建了拆的乡村在这头，另一边曾经的江边耕地已经成为整个半岛最贵的高档小区，人流熙熙攘攘。

　　在夜晚，车辆在变动的光线里飞速穿梭，远处的“广州圆”时隐时现，闪着“欢迎投资”的字样。刘声举起手机，常常能拍到四五种元素同框的画面。

　　在西三村走上一圈，绕不开破败的房屋，木头和碎石块乱七八糟地堆在路两旁。几乎每过两三个月，都会冒出一座新楼，建筑物时刻在新建，也有可能会烂尾。

　　新开发的楼盘和高速公路逐渐取代了传统农田，宅基地成了村民依赖的重心——他们不断盖房子，然后再出租，把一楼给别人做仓库，楼上就打上隔断专供外来打工者居住。周边村子“淘汰掉”的服装小作坊一股脑儿搬来，一个月里，房子全部被租光，租金还一下涨了2～3倍。

　　“城市的冲撞让这个处于边缘的村落被夹在中间，只能跑步前进。”他说。

　　这个画家“不想沉迷在艺术圈内部”，为了还原村民活生生的遭遇，他决心进入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