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土地改革，复旦土改工作队员日记60多年后终曝光

　　一个复旦土改工作队员的回忆与追寻

　　文/杨成绪

　　发于2019.7.29总第909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1949年秋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德国文学专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

　　1951年秋开学不久，我随全校人文、社科院系的师生一起，参加了历时两个月又29天的皖北和平土改。当时，我在日记中对这段经历作了较为详尽的记录。

　　多年以来，我一直怀着一个心愿，要将我的土改日记整理出来。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完成了这件工作。

　　赴五河

　　1951年9月15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指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7所高等学校组织各校文、法两学院师生参加土地改革，并且确定复旦大学参加皖北地区的土地改革。

　　复旦大学校委会9月19日宣布复旦大学文、法学院学生停课，为参加土地改革做好准备工作。9月22日，校委会审议通过参加皖北土地改革工作大队的教授名单和学生班级，决定历史系教授周予同任大队长、大队部党支部书记，经济系教授余开祥任副大队长。工作大队共600多人，人数在当时全国高校土改队伍中名列前三。

　　1951年10月7日晚，我们乘沪宁线晚班火车离开上海。车到南京下关车站，换乘津浦线火车，抵达临淮关，这个地方属皖北凤阳。复旦大学土地改革工作队的任务，是在五河和灵璧两个县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时近傍晚，五河县人民政府派来接我们的18艘大帆船在淮河岸边停靠。我们外文系60多位同学分乘两艘大帆船，在夜幕中静悄悄地驶向五河县，于第二天上午抵达五河城关镇附近的淮河船埠。五河县近千人打着腰鼓，跳着秧歌舞，鞭炮齐鸣，迎接我们的到来。

　　当时，五河县集中了5个土地改革工作队：600余人的县委土改团、400余人的苏北农村工作团、150余人的浙江大学土改队、60余人的北京土改工作团和635人的复旦大学土改大队。

　　在五河县城，我们学习了20天，主要内容是全国、华东和皖北地区的土改形势、土改政策，制定土改队员守则，与苏北土改队组成共同工作小组。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50年6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一新的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保护中农和中小土地出租者。这次会议还确定，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完成全国土地改革的任务。

　　1950年冬季，在3亿1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进行了土地改革。皖北由于1950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为了集中力量治理淮河，土改比其他地区推迟了一年。

　　五河县土改从1951年7月15日开始，整个运动分两期进行。复旦大学土改队参加的是五河县沱西区的土改。

　　10月17日下午，复旦大学土改队和苏北土改队混合编队，共同组成一个大队，下有10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25人，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一人。每组管一个乡，一个乡有八九个村，由二到四个土改队员负责一个村。

　　10月27日，各工作组开始下乡。我们小组坐小船，又坐上牛车，走了18里地才到达凤凰乡。

　　凤凰乡年轻的女政治指导员李辉向我们介绍了凤凰乡的情况。这个乡有9个村，737户，3659人，19724亩零8分土地。她还一一介绍了每个村的村长，说有的村长工作积极，有群众威信，有的工作平平。我即将去的薛集村是其中第9个村，李辉的介绍是：“没有村长，明显地主二户。村中分两派，闹不团结，以前土匪多。”

　　10月28日在安罗村召开了全乡党团员会议。29日原定清早召开全乡村组干部扩大会议，可是与会者迟迟不来。未下乡之前就听说农村开会不准时，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到。我坐立不安，而苏北土改队员却稳坐钓鱼台，说你急也没有用，且等呢！会议直到上午10时半才开始，一直到下午5时半才结束。

　　会后，土改队分赴各村。

　　薛集村土改

　　徐瑞华和我负责的薛集村离安罗村有五六里地。我们到达薛集村时天色已黑，烧了一锅饭，用盐豆子作菜，倒也不觉得难吃。

　　晚饭后已经八时多了，立即召开村民大会。来者仅占半数，似乎有点无精打采。会上先由这个村的党员干部薛连枝讲土改政策，次由苏北土改队队员徐瑞华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