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听党的话，始终跟党走，党派之中也大有可为！”

　　【新中国与统一战线70年 心声】“要听党的话，始终跟党走，党派之中也大有可为！”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从上世纪初走来的耄耋老人，我不禁感慨万千。

　　1927年，我出生在福州郊区农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只得到新加坡谋生。我八岁那年，母亲也去了新加坡，把我留在福州陪伴祖母和曾祖母度过晚年。

　　抗战期间，我一个人颠沛流离，受尽千辛万苦，生活费用依靠亲友接济，时断时续，常常挨饿。抗战终于胜利，我和父母取得了联系，同时自学完全部高中课程，并考取上海大夏大学土木系。我十分希望国家政治从此走上正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崇洋媚外，卑躬屈膝，对内拒绝和平谈判，单独召开伪国大并发动内战。我曾两次亲身经历全副武装的军警和特务半夜包围校园，给师生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我对他们的此种行径深恶痛绝，对爱国民主运动深表同情。与此同时，我当时所在的土木系地下党员较多，进步力量很强，对广大师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共同期盼着祖国能早日解放，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1950年10月，我念完大学，毅然放弃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响应党和政府发出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号召，前往安徽参加治淮的行列。在战后贫瘠的淮北平原，我与大家一起经受考验，努力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感到自己为祖国尽了一份力，充满年轻人特有的自豪。带着“治淮功臣”的称号，我回到了上海，在同济大学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新中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怀着对祖国的美好憧憬，我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热爱的工程实践和教学工作中去。新旧对比，使我切身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并且有了入党的愿望。此时，同济大学党委的组织科长找我谈话说，“民盟组织初建，极需要人。”并希望我能参加民盟。我欣然听取了组织上的意见，于1952年10月加入民盟组织。记得在“申请入盟动机”一栏中，我这样写道：“希望入盟后在盟组织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把自己贡献给人民”。这确实是我的初衷和座右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迎来了教育、科学的春天，我像是个久旱逢甘霖的孩子，一头扎进教学科研事业中。1978年，我这个当了24年的讲师终于晋升为副教授。两年后，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教务处处长。

　　1984年，经全体党员、党外讲师和副科级以上1100多人民主推荐，我以935票当选同济大学校长。这对身为侨眷、曾被认为“海外关系复杂”的我，简直是莫大的鼓舞和无限的信任。

　　在担任校长的5年里，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倡导发扬“同舟共济”的同济精神，进行全国第一个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我倡导积极探索多元化高校办学体制，着手学校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和后勤管理改革，制定实施了学校发展规划，努力把同济大学建成教学和科研中心。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反复强调，越是深入改革，就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设置了政治思想工作机构，并拨专款加强班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在教学方面，我提出“严格要求、更新内容，教得活、学得活、少而精”的方针，提倡教师将科研中获得的最新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加强基础，拓宽知识，培养能力，出好人才。在学校管理方面，我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在校务会议上讨论决定。我还十分重视教代会、工代会的作用，经常去教室、食堂、宿舍、实验室、图书馆，与教师、学生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每年主动向教代会、工代会作报告，汇报工作，让教职工代表进行考评，这一举措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在个人修养方面，我要求自己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己严，待人宽”。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出版了《网络计划技术》《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组织学》《网络计划的计算与实例》《城市建设管理》等多部论著。

　　担任校长后，我有了许多出国考察的机会，父母和亲朋也多次催促我出国团聚定居。我确实很想念远方的亲人，却更清楚自己身上的重担，清楚自己对事业对祖国的深深眷念。这种情愫，让我难以割舍，只能埋藏自己的寂寞，婉拒远方的亲人。我的坚持，也被同事朋友们戏称为是同济的“牧马人”。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民盟上海市委会主委谈家桢先生找到我说，希望当时作为兼职副主委的我，能去民盟“坐坐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