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一国两制”优势 谱写湾区新篇

深汕特别合作区(2018年12月16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迎接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之际，备受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迎来了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新一轮发展热潮。

　　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推进区域深度合作，这是没有国际先例的开创性、探索性事业。从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开始，能否真正打破制度壁垒、实现规则对接，将“制度之异”变成“制度之利”，就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课题之一。

　　两年间，从广深港高铁到港珠澳大桥，再到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方面的深入合作，事实证明，在中央的谋划、部署和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既坚守“一国”之本，又善用“两制”之利。三地间不断深化的规则对接，不仅为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在全球范围内谱写了区域合作的崭新篇章。

这是2018年7月11日无人机拍摄的港珠澳大桥。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超级工程”见证三地破障前行

　　盛夏时节的伶仃洋，海天一色，港珠澳大桥凌波飞架三地，宽阔平坦的桥面上，车流、客流穿行不息。

　　这是一串靓丽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初，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验放出入境的旅客已突破1000万人次；仅今年前5个月，经大桥口岸进出口的货物总值就达145.6亿元人民币，货运量达到9.9万吨。

　　优质高效的通关环境，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从港珠澳大桥口岸通关；不断增多的旅客人流，正推动大桥管理部门筹备东人工岛的旅游开发。回顾半年多的运营和历时十多年的筹备、建设过程可以看到，正是因为集成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实现了三地的规则对接，港珠澳大桥才得以从复杂的利益诉求中“破围而出”。

　　依靠精巧的工程设计，一座将车道一分为二、互相交叉的高架桥，让在香港靠左行驶的右舵车可以自如地在上桥后切换成靠右行驶；在重大决策上，大桥形成了覆盖中央部委、粤港澳三地政府以及项目法人的“三级架构、两级协调”的治理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大桥项目所涉及的技术标准体系，三地则依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以充分发挥三地各自的优势和长处；面对三地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大桥委托法律专业研究机构全面介入，保证重大决策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支持；大桥口岸实施的“粤港两地海关快速通关对接合作模式”和粤港海关货车查验结果互认政策，使得港珠澳大桥口岸货物通关流程进一步简化……

　　“三地的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这座桥由粤港澳三方任何一家单独建，或者‘牵头建’，可以说都建不成、建不好。港珠澳大桥跨境协作的每一小步，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跨境协作的重要一步。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实践表明，三方有共同利益的事项，在中央政府主导下一定能办成。”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原局长朱永灵说。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说，从左右舵的自如切换，到运营阶段对超载、超速的管制，对车辆保险的要求，港珠澳大桥不仅完成了基础设施硬件“无缝切换”，也实现了三地观念的对接、规则的衔接。

　　“内地与港澳在法律、制度、标准、习惯、文化等方面的确存在一系列差异，但正如港珠澳大桥成功建设和运营所证明的那样，三地完全可以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去发掘‘两制’各自的优势、长处，寻求互补共赢的机会。” 他说。

　　2018年10月24日，庄东平驾驶着“粤ZJD86港”两地牌照货车，成为首位经过港珠澳大桥抵达内地的货车司机。“方便”“痛快”，是他最直接的感受。

　　如今，他所服务的珠海市广丰物流有限公司已经成为港珠澳大桥的“大赢家”。总经理张杰预计，全年跨境电商网购直邮进口总额将达到1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700%。

　　2018年9月23日，广深港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从深圳北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G5711次高铁列车乘务员展示纪念牌。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化解壁垒推动实现“宜居宜业宜游”

　　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正式公布，“加强政策协调和规划衔接”成为规划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