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发轫：让航天精神薪火相传

　　【光明访名家】

　　光明日报记者 张蕾 刘宇航

　　在位于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旧址，记者见到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位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戚发轫。

戚发轫近照 光明日报记者 刘宇航摄/光明图片

　　这个名字在中国航天领域叫得很响。“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名誉院长”……眼前这位面容慈祥、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荣誉等身却谦逊平和。交谈中，他很少说到自己，而是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几代航天人矢志不渝的报国心、孜孜以求的强国梦，以及用青春甚至热血铸就的航天精神。

　　“别人能干成，我们也能干成”

　　1957年9月，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戚发轫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为研制导弹和火箭而成立的研究院，时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给他们主讲《导弹概论》。

　　当时，因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苏方拒绝接收中方参加导弹研制的戚发轫等人前去学习。

　　“你想学，人家不让你学，就只能靠自己。”现实令戚发轫等人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于是，在一穷二白且面临技术封锁的严峻形势下，他们咬紧牙关，坚持自主研发，攻克了众多难以想象的难关。

　　“记得首次发射东风2号导弹时，因为经验不足，发射还不到1分钟，导弹就掉下来爆炸了，当时大家很受打击。但团队还是要往前走，不能轻言放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坚信：别人能干成，我们也能干成！”戚发轫说。

　　20世纪60年代，18名来自七机部一院(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运载火箭设计师听从国家召唤，转入卫星研制领域。在中国航天史上，他们被称为“十八勇士”，戚发轫便是其中之一。在新的领域，他先后参与、主持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第二代通信广播卫星的研制。

　　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戚发轫感慨万千：“正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它的核心是自力更生。依靠这种精神，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

　　“没有把握，不会把杨利伟送上天”

　　1992年，党中央正式批复实施载人航天工程，随后载人飞船立项，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那一年他已年届花甲，压力和顾虑可想而知。

　　“我去苏联看过他们发射载人飞船，发射时总设计师是要签字的，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安全地把航天员送入太空。我就在想，将来送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上天之前，我能说这句话、签这个字吗？”然而，面对国家需要，戚发轫还是挑起了这个重担。

　　一上任，他便做了4件大事：一是组织研制队伍，以老带新；二是拿出设计方案，在保证航天员相对舒适的飞行环境基础上，降低飞船返回的难度；三是组建试验基地，北京航天城也由此应运而生；四是建立规章制度，保障飞船分系统和设备的研制协同进行。

　　1999年11月20日，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迈出了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2001年1月 10日，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神舟二号发射成功，飞船的系统结构有了新的扩展，技术性能也有了新的提高……2003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在轨飞行14圈，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由此，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那一刻，许多指挥台上的老专家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戚发轫却平静如常：“我们花了11年时间，没有把握，不会把杨利伟送上天。”据他讲，除了在地面上做的无数次试验外，团队还做了4次无人试验，对“上天”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反复修正。“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我们设想了100多个故障，并且都做了预案。当然，最终那100多个预案一个也没有用过。”

　　在戚发轫看来，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是“特别”，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当国家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航天人都要有这种特别的精神”。

　　“有了爱，才会把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