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恶月”过成“端午” 就是中国人对困难最硬核的表达

　　每年的端午，都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节日。

　　粽子甜的还是咸的？

　　祭奠屈原还是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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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最著名的问题莫过于：祝词是“端午快乐”还是“端午安康”？

　　祝你“快乐”可以说是所有节日的基本操作，新年快乐，国庆快乐，中秋快乐……但为什么偏偏在端午节的时候会出现“安康”二字呢？

　　前方高能，恶月来袭

　　要解这道题，或许我们应该从端午的原点说起。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名臣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

　　端午节的起源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除了流传最广的屈原说，还有迎涛神说、龙的节日说、恶日说和夏至说，大抵这五种说法。而流传最广泛的“屈原投江说”并非是端午的起源。包括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在内的众多资料显示：端午节民俗出现的时间比屈原早得多。

　　当我们再继续深入探究历史时，端午才显露了它真实的一角。在众多端午的说法中，不论是对神明的祈求，还是对时令的描述，都指向一个问题：农历五月是一个事件频发、灾祸交织的时期。农历五月，开始入夏，阳光热辣，气温猛升，南方气候潮湿，细菌、蚊蝇滋生，衣物都容易霉烂，稻田亦易遭虫害。因此毒虫横行、食物容易腐败，导致疫病、死亡开始蔓延在生活中。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农历五月是“毒月”“恶月”，五日是“恶日”，五月五日这一天更被认为是“恶月恶日”。

　　东汉王充《论衡》中将五月“恶”的理解或归之于“太阳”、“盛阳”之恶。

　　《论衡·言毒篇》云：“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太阳火气，常为毒螫…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

　　对于入夏以后自然与生态所产生的各种巨大变化，当时的人们由于对自然的认识不足，第一反应是恐慌，于是便采取不嫁娶、不建房、不砌灶、不搬家、不造船等回避的办法。接着就是恐慌的进一步扩散，历史上我们最熟知的跟端午相关的传说故事，大都跟“死亡”有关。

　　“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赐死伍子胥。并在五月五日这天，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投入大江。

　　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在历史上，没能适应变化而面临危机的物种有很多，几乎每一个巨大的天灾都会带来一批生命的消亡，而区别在于，当这道考题摆在一个群体眼前时，除了共同的恐惧与逃避，人们必须开始学会如何化解，如何面对。

　　在“恶月恶日”的五月初五，人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应对变化的措施，用以祈福纳祥、压邪攘灾。这些习俗，凝结了中国人对于时间系统的认识，对生活经验的应用，最终得以穿越时间，跨越地域，又自然而然地渗透在生活之中。

　　一句“端午安康”，是在人人自危时刻最温暖的祝福。

　　驱邪祛毒，祈福神明

　　遵循所有文明发展的规律，最开始的时候，人们面对困难，想要寻求神明的庇护。

　　贴符射毒，蒙昧时期的祛毒法门

　　在科技和认知极其低下的古代，人们能做的不多，祛毒的方式只有两个：诅咒和恐吓。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习惯了在夏至前后，做一些挂在门头的饰物来驱邪。具体的操作程序是：“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

　　在描摹古代风物的《燕京岁时记》里，记录下了人们端午时，前往市井买符驱毒的盛况：“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杨树山画钟馗 《夜巡图》。

　　江南一带五月朔日起，就要在厅堂内张贴天师符、韦陀镇妖图、钟馗捉鬼图等。这种古早驱毒法一直延续至今。

　　韦驼、张天师和钟馗，便是当时用于驱毒的三个主要的流量人物。

　　其中天师镇宅图中的蜘蛛、蜥蜴、蛇、蟾蜍、蜈蚣就是民间所谓的“五毒”。据说五月份是五毒开始活动的时间，它们会带来很多的疫病，必须要行动起来消灭它们。

　　所以古代中国人在端午节当天，还会用弓箭射击蝎子、蛇、蜥蜴、蟾蜍、蜈蚣五毒虫的画像，寓意驱邪避瘟。

　　打不死你，我还吓不死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