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基德莫尔:华盛顿“让整个美国惊恐”的危险性
具有成熟国家治理才能的一个标志,是能评估国际挑战并谨慎、冷静和相称地制定合适的应对措施。而尽管数十年来一直扮演全球领导角色,美国外交却依然面临不成熟的歇斯底里症的不时发作。这些头脑发热的行动使美国外交政策犯下了一些代价高昂的错误,比如冷战时期过度的核武器建设以及越南、伊拉克等灾难性战争。
这些反应与国内政治的相关性远大于国际竞争的现实。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西奥多·罗伊所言,美国领导人经常夸大外部威胁并鼓吹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借此从民选政府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现在特朗普政府有关中国的危言耸听言论便是一个明证。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声称中国寻求取代美国获得全球优势地位。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就所谓的中国威胁发表了令人恐慌的公开评论,希望以此让美国公众就新一轮大国对抗做好准备。
这种“天就要塌下来了”的言论模式,是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建立的,当时他在国会演讲,敲响了冷战开始的钟声。杜鲁门对如何团结民众与苏联大干一场心存疑虑,毕竟当时美国人人心思安,希望远离国际冲突,回到战争前的孤立主义。杜鲁门向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咨询建议,后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答案,即强调共产主义对美国价值观的威胁,“让整个国家惊恐”。
根据范登堡的建议,“杜鲁门主义”这样描述美国在世界中的全新角色:“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国家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这一招奏效了。国会不仅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还通过了规模更为庞大的“马歇尔计划”,将它作为冷战的必备措施。
当然,激发公众支持一种对抗性外交政策的重任,绝不仅仅落在白宫身上。一个跨党派的外交政策力量,即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军工联合体”,也在关键时刻动员民众支持提高军事开支。这些组织经常与拥有类似观点的总统合作,有时也会挑战那些被认为过于“鸽派”的总统的外交政策。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当前危险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初创建于1950年12月,主要成员是一些高级国家安全专业人员,他们寻求国会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这份战略规划文件呼吁将美国的国防开支增加两倍。为此,“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们精心筹划了一系列报纸评论、演讲、国会证词和专家报告,结果是美国国会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
那一届“当前危险委员会”在目标上与杜鲁门政府一致,但1976年发起的第二届“当前危险委员会”则与被认为“鸽派”的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意见相左。这届委员会试图阻止与苏联缓和关系,并扭转越战之后军事开支走低的趋势。为此,它与媒体建立关系,派出成员进行巡回演讲,并准备了一系列有关防务、军控和美苏关系的声明,逼迫白宫做出一定让步。
2004年时这个“当前危险委员会”再次集结,这次的目标是团结美国民众共同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因为他们“威胁了美国人民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珍视自由的人们。该委员会100多名成员中的许多人都与一个名叫“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机构联系紧密,后者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中“贡献”不小。
“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最新一次集结是在2019年4月,这次主要是为“应对中国”,寻求对中国实施强硬政策以及持续加强美国军力建设的政治支持。这届委员会声称,中国寻求“削弱并最终击败美国”并“推翻西方民主”来为中国成为“全球霸权”扫清道路,因此美国现在需要“动员国家力量的一切手段”应对挑战。
尽管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带来一些变化甚至所谓“挑战”,但来自白宫和“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反华行动依然极大夸大了事实。今日中国带来的所谓军事和意识形态挑战根本无法与苏联相提并论,而且中国也比苏联更深刻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和国际组织。中国并不寻求输出革命或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是试图推动改革当前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并在此框架内寻求更重要的地位和更大影响。而且当人们聚焦于中国实力的增长时,多少忽略了其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同时,美国自身仍在持续的实力则被低估了。另外,与冷战时相比,美国的盟友们也不可能一路紧跟美国,毫无节制地削弱和遏制中国。
但从政治角度将,这种再次“让整个国家惊恐”的努力显然起到了效果。通过放大公众对外部威胁的认知,“鹰派”们呼吁增加军费开支获得了国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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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