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亚洲文学重放光芒

　　在学术上，亚洲文学有时又被称之为“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相对应。本文所指的亚洲文学，指的是包含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中亚等广大亚洲、非洲地区，在漫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学作品、各类文学题裁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学风格。

　　文学直接脱胎于文化与文明，因此亚洲文学具有浓厚的亚洲文明特色，即亚洲文学是亚洲智慧、亚洲价值和亚洲精神的鲜活载体。概括起来，亚洲文学大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亚洲文明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倡导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统一的，个体的生命历程就是要获得这种统一。中国古代先秦哲学中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概念，古印度哲学中有“梵我合一”的倡导，阿拉伯文化中则有“亲近真主”之说，虽然所用表述的概念不同，但主旨都是将人视作自然万物的一份子，“顺天以和自然”，主张彼此和谐共处、共生。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文学中的突出体现，就是亚洲文学特别偏爱大自然的题材，从来没有哪一个文化中的文学像亚洲文学这样有这么多的山水诗、咏物诗。山川草木、花鸟虫鱼、风霜雨雪等自然万物，都是亚洲作家直抒胸襟的对象。从中国二千年前《诗经》中的“荇菜”“木瓜”“卷耳”，唐诗宋词中的风、霜、雨、雪，春、夏、秋、冬，到印度文学作品中“海洋”“沙漠”“山岭”“日月初升”都是诗人吟诵的对象。波斯人珍爱蔷薇，甚至将蔷薇升华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汗水凝成，伟大的阿拉伯作家纪伯伦的诗作就直接以《蔷薇园》命名。

　　在亚洲文学中，大自然不是人类的敌对力量，甚至不是探索研究的对象，而是与之平等对话、精神沟通的媒介。因此亚洲文学的表现形式多以抒写人类个体精神体验为主，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直觉和精神体验中，完成内心的修炼和个体的道德升华。从中国古典文论中“诗言志”，到庄子提倡的“静观玄览”，再到中国源远流长的“咏志”诗词，都表现了亚洲文学描写主观真实的审美特征。

　　印度佛教中提倡个体修炼的“顿悟”，因此印度文学中“顿悟”传统在亚洲地区影响深远。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种精神自省的“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家，中国诗歌史上自成一派的“禅诗”，绝大部分描写的就是这种内心修炼的过程。特别是印度文论中所倡导的“韵”，对于中国诗歌音韵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印度古典文论《韵光》中认为，“诗的灵魂是韵”，这个“韵”指的就是诗歌字面含义背后的引申意义，这个引申意义就是诗人表现的主旨，这个主旨需要体验而不是解释。

　　十分遗憾的是，亚洲文学中这种基于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追求普遍统一，主张彼此共处、共生的文学审美特征，长期被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解释为“神秘的”“愚昧的”，甚至亚洲文学就成为“落后的”“野蛮的”代名词。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00多年前就说到“在东方，我们不必追求细节，不必看重细节，因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普遍的灵魂。东方圣人为寻求这一灵魂而静坐沉思，东方艺术则通过艺术与圣人一起实现这一灵魂”。(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第82页)。

　　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

　　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相联系，亚洲文明中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关系推及人类社会。即维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关系为至善，而达到这个至善的路径是个体自身道德养成与社会伦理的遵守。

　　因此亚洲文学倡导教化和引导。中国汉代编刻的《毛诗序》就明确提出，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以载道”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印度最早的文论《舞论》就提出“戏剧(泛指各种文学)将导向正法，导向荣誉，导致长寿，有益于人，增长智慧，教训世人”(来源同上)，这种文学观念也使印度文学中不仅出现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宣言正法思想的作品，也有《五卷书》《三百咏》等智慧文学、训诫文学作品。在近代，亚洲文学中涌现出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反映中华民族站起来强起来的“抗战文学”“革命文学”“改革文学”等都是“文以载道”传统的薪火相传。在印度的近代文学中，也出现了用诗歌反对战争、反对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作品。如泰戈尔早在1881年就写过《死亡的贸易》，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罪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泰戈尔多次发布公开信和诗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如讽刺日军在佛寺祈祷侵华战争胜利的行为时，写了《敬礼佛陀的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