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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现代化要破解三大难题

2019-04-23 06:32 来源:互联网 编辑:运营003
摘要: 
显然,为满足知识生产需要形成的学术文化与回应社会问责需要形成的行政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有着不同,因而存在着

  高等教育现代化要破解三大难题

  【思想汇】

  编者按

  今年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作者认为,过去几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要实现2035年的宏伟目标,还需认真思考并解决知识生产的体制化、大学治理的行政化、学术评价的量化导向这些促进着高等教育发展但同时逸出负面效应从而困扰着高等教育的三大难题。而破解这些难题,是高等教育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必须作出的切实有效的探索,这一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不仅将有力助推中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也将为全球高等教育解决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普遍性难题提供借鉴。

 

  1.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

  人类知识和文明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历程,也是一个知识生产行为和过程被不断体制化的历程。这种体制化,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为确立了知识生产的独特价值,宣告了知识生产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生产方式的合法性和优先性;在组织架构上,体现为建立了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各种专门机构,比如大学和各类科研院所;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为形成了一套与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相适应的明示或潜在的社会规则,包括知识分类与学科划分、范式和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过程、人才培养与成果评价、投入机制,等等。

  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使得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成为可能,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交流、传播与创新,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整体福利。可以说,没有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进入现代化。但是知识生产的体制化在积极促进知识生产的同时,消极的一面也日益显现。比如知识的学科化,在推动知识专门化深入化的同时,人为制造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导致了知识的分离;而学科范式、学术共同体和科研体制的形成,无疑宣告着某些知识生产方式和某些生产人员的优先性,使得社会资源能够流入这些领域这些人员的生产活动,而没有被纳入范式和体制之内的知识、问题和人员则被排除在外,导致了知识生产的固化和知识创新的变缓。

  但是,知识本身是灵动的超越的,从来不会给更有权势更有财富者更多发现新知的机会,有时反而是那些超出现有体制和思维束缚的人,有着更大的发现潜能。所以知识生产在被体制化的同时,总是有着反体制化的倾向。这种反体制化的倾向,一直交杂在知识生产体制化的过程中,并随着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加强,越来越明朗。20多年前,英国学者吉本斯等人在社会观察中发现,在传统的、人们所熟知的知识生产模式之外,正在浮现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影响生产什么知识,还影响如何生产知识、如何组织和激励知识生产、如何监控和评价质量。相对于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新模式的研究问题在应用情境中提出,而不是由某个特定的学术共同体主导;新模式无论从人员、过程还是研究方法来说,都是跨学科的、异质的,与传统模式基于学科的、同质的取向不同;相对于传统模式在组织上的稳定结构和等级制,新模式的组织设计更加多变和非等级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是对传统知识生产体制化的一种反动,体现了知识生产冲破体制束缚的努力。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近年来在一些高科技企业已经被广泛应用。

  但是,作为知识生产、传播与创新重镇的大学呢?尽管这些年来,一些大学力图通过建立跨学科组织、各类综合性智库和协同创新中心来突破原有体制的约束,并主动去拥抱慕课、微课等新的知识传播方法,但学科化、同质化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依然在大学中占据统治地位。正如人们总是很难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大学如何作为高度体制化的产物,去突破体制化的障碍,回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带来的挑战,是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大学治理的行政化与过度行政化

  近些年来,中国大学治理的行政化问题饱受人们诟病。事实上,大学治理的行政化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是当前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这个问题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大众化、新公共管理主义的盛行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把大学从以往社会的边缘转置于社会的中心,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关切度前所未有,投入力度也前所未有。高关注度和高投入力度自然就带来对成果和绩效的高期望值,加上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推波助澜,大学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社会问责。大学内的单个学者或是系科并没有能力代表大学回应社会问责,因而有可能代表大学整体来对社会问责进行回应的大学行政层兴起,大学校长不再只是学者的代表,同时还担当政府或社会的代理人。为了促进学者和基层组织的生产以回应问责,大学的行政系统和行政管理职能不断加强。所以,过度行政化从某种意义上是大学现代化的一种必然。

[ 编辑: 运营BX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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