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金融家王永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六大重点

王永利/文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之路不难发现，“基础差、速度快、成就大、问题多”成为其基本写照，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到本世纪中叶战略目标的要求，亟需深化改革开放。

今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集体学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首次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对此提出了根本指引和基本要求。

据此，如何找准重点、凝精聚力，有效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

结合中国金融的实际情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少需要从“重要性认识、金融基础架构、货币投放结构、金融层级结构、市场调控结构、金融基础保障”这六大重点去特别关注与有效推进。

重点一：重要性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金融发展迅猛，金融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金融在投融资结构、金融机构体系结构、金融监管体系结构、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结构、资金供给来源结构，以及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开放程度等，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已成为十九大确定的当前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

其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的发展可以说是“基础差、速度快、成就大、问题多”，而且问题开始集中爆发，中国金融的整体规划和底层结构存在不足，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发展，货币金融的作用受到极大抑制，1956年工商业改造之后，所有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全部合并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业务大幅度萎缩或消失，人民银行逐步转变成为国家的“出纳员”，没有多少独立性、自主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金融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开始的。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加快发展。但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全球性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日益显现的情况下，中国主要依靠资源消费和投资与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到2011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各种矛盾不断激化，金融风险日益显现，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系统性风险随之成为当前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金融亟需深化改革。

更重要的是，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国家要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怎么办？中国金融目前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国家战略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如何加强中国金融战略规划和实施，使其与之配套？

毫无疑问，中国金融必须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要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注重量的扩张，转为注重质的提高，增强金融供给的针对性、有效性！

重点二：金融基础架构

正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基础差、速度快，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深层次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金融缺乏整体规划，专业划分和基础架构存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金融机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监管体系等上层建筑的合理设置与有效运行。

所以，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需要科学划分和清晰界定各个细分领域的边界，把握各自的本质、特点和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明确相应的监管要求，细化相应的法规制度，进而合理归类，设置相应的监管机构，真正实现按照细分专业领域，由专门的监管部门实施一体化、垂直化、穿透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而不是机械的“分机构监管”。

由于基础架构不清晰，我国长时间将“分业监管”转变成“分机构监管”，难以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发展，造成同一类业务多头监管，很容易出现规则不统一、监管不协调、套利空间大的问题，金融系统性风险在所难免，非常容易失控。

同时，我国金融监管上，一直没有对存款性机构和非存款性机构形成严格的区分和相应的监管。

存款性机构是指面向社会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存款是整个金融活动最重要的基础，为保证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世界各国都对存款性机构实施严格的监管，其中就要求存款性机构要承诺还本付息，当然，利息的多少由双方按照协议确定和执行。这就产生了“刚性兑付”的概念。为此，监管上对存款性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存款准备金、存款保险等，有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并且不允许存款性机构直接进行非金融类的股权投资或收购兼并。